吴歌 | 钱穆笔下的无锡和无锡人

作者 吴歌

那天坐在大公图书馆里，二楼，一壶清茶，几个朋友，聊些事情。窗外一树绿荫，把一抹清凉透进明亮的玻璃，直送达我心底。如果没有玻璃隔音，我想，应该听得见清凉绿荫中的蝉鸣：知了……知了……

大公图书馆

大公图书馆是无锡最早的乡村图书馆，明年就是它开馆110周年。荣德生在开建梅园两年之后，开始筹建这家图书馆，1916年建成，于10月10日开馆，是无锡20世纪初期三家乡村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抗战之前收藏古籍已达到18万卷，编有《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4册12卷，首开中国乡村图书馆藏书之多且有书目的先河。

聊完事情，朋友自行散去，我继续品茶。坐在这样的百年图书馆里，难免会沉浸在充满年代感的环境之中。从荣德生先生劳神费心的购书，藏书，建馆，想到当初公益学校、江南大学的师生在这儿找书阅读，想到江南大学首位文学院院长钱穆先生在这儿的某张书桌上写作，思绪就袅袅的飘远出去。

109年的岁月对人生已算漫长，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瞬间，在思绪中更是无限贴近，倏忽而至，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话是刘勰说的。刘勰在1500多年前写了一部书《文心雕龙》，这段话出于其中神思篇。意思是在凝聚思虑之际，精神就能连接千年；悄然改变一下心情，目光就能通达万里。我一向以为，当代中国穿越小说的理论基础即在于此，而此刻我亦在此情景中。

钱穆应荣德生先生诚邀，从云南回到无锡，于1947年10月出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同时兼任历史系主任，至1949年春赴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在太湖之滨大约待了一年半时间。这是钱穆毕生最后一次在家乡任教，上一次是1923年应钱基博之邀，在省立三师（今无锡师范）任教四年。荣德生对钱穆非常礼遇，把自家楼上光线足通风好的房间留给他和助手居住，自己则住在楼下。这个住所离大公图书馆不足百步。可能是环境舒适，课务也不很忙，加上钱先生笔耕用力，他在这儿完成了两部书稿：《湖上闲思录》和《庄子纂笺》。他自叙：“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据马其昶《庄子注》原本，遍诵《庄子》各家注，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久而成《庄子纂笺》一书。”

《湖上闲思录》是钱穆两部文化随笔集之一，原应上海《申报》副刊约稿而写，最初在《申报》副刊《学津》连载，但待书稿全部完成，这个副刊停刊了。全集30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的诸多相对命题，如人文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情与欲等，通过一系列深入浅出的论述，带领读者领略哲学的魅力与人生的真谛。每个章节都独立成篇，却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思考体系。

钱穆是一位懂得感恩的文人。他在《湖上闲思录》的序言中说：“我这一本《湖上闲思录》，是今年春天因着一位友人的一番怂恿而触机开头写起的，经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时间，积成这三十篇文字，把它汇集成册。我的生活，其实也算不得是闲散，但总是在太湖的近边，时时见到闲云野鸥风帆浪涛，总还是有一些闲时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钱先生在这儿生动地描述了无锡的湖光山色给予他写作的滋养和动力。他后来远离无锡，却始终感念那段太湖之滨的生活，1958年此书出版，钱穆为之作跋，写下一段充满思乡之情的文字：“本书乃一九四八年春间所写。其时余任教江苏无锡江南大学，课务轻闲，胃病新愈……时时徜徉湖山胜处，或晨出晚归，或半日在外。即暂获间隙，亦常徘徊田塍鱼塘之间。尽抛书册，惟求亲接自然，俯仰逍遥以自遣。心胸积滞，逐一涤荡，空所存抱，乃时有闲思遐想，如游丝轻漾，微叶偶飘，来入庭际，亦足赏玩。乃于夜灯坐对，随笔抒写，初不自意遂成卷帙。”“却念生平，有此一段暇晷，堪作回忆，弥自珍惜。”这种难以忘怀的无锡心情，是一种比乡愁更加深厚的情感。

钱穆沉浸在教学和写作的时候，荣德生先生正在继续开拓他的经济事业。抗战胜利后，1946年荣德生创办天元麻纺厂，首创中国苎麻纺织事业。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首创无锡综合性大学。1948年创办了开源机器厂（后为无锡机床厂），这一年荣先生已经73岁。荣先生早年创办面粉厂，后来创办纺织厂，年逾古稀还创办机器厂，令钱穆先生甚为感怀。两人在每个周末，都会茶饮而谈两个小时。钱穆曾经记录了他与荣先生的一些交谈，这些记录表达了钱穆先生对这些磨面粉、纺棉花、开铁行的无锡实业家的敬佩之情，毫无旧式文人的清高孤拔和自以为是。

这是钱穆的一次记录：“余询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德生谓，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蠡湖俗称五里湖，与太湖相连，鼋头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岁时，私斥巨赀，建此长桥，桥长有七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由此乃可从无锡西门陆路直达鼋头渚，行人称便。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平静的文字记录之中，披露了荣德生的胸襟和人品。

荣德生先生

钱穆晚年回忆起对荣德生的生活观察，仍是感佩不已：“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

20世纪上半叶的无锡，已经因为工商实业发展而从小县城崛起为中国近代工业名城，产业工人数量达到总人口的20%以上，上海著名企业家中无锡籍企业家占17%以上，在他们的企业中来自无锡的产业工人达到60%左右，完全不是所谓“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钱穆精准地注意到了无锡的崛起和特点，他说：“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

历史学家说话总以事实为依据。钱穆并举荣氏和唐氏为例：“即德生一人为例可证。方与其兄宗镜从事实业经营，成为一大资本企业家，其最先动机即为救助社会失业。待其赢利有余，即复在乡里兴办学校，其重视地方教育又如此。及其晚年又筑一蠡湖大桥，其重视地方交通公益又如此。”“又如当时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又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无锡，作终老计。及荣家蠡湖长桥落成，唐家又为蔚芝特筑一别墅在桥之西端鼋头渚，面湖背山，风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战胜利，蔚芝虽以病居沪，而国学专修馆终迁回，恢复办理。”而且，他把荣德生看作与陈嘉庚一般的人物：“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在其时对荣德生作如此评介的仅有钱穆一人，再无他人。

钱穆在对无锡的观察中发现，这种用创办实业的赢利来办教育做公益的状况，是无锡企业家的普遍共识并近乎行为准则：“其他经商有成，在其家乡兴办中小学者，乃指不胜屈。其实推而上之，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竢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地方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皆由地方人士私费创办。”“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其时学校则多属私立。”作为一位终身从事教育的历史学家，钱穆对无锡和无锡工商实业家的观察和记录是真实的，内在的褒赞和钦佩也是涌动不已。

钱穆出生在无锡城东七房桥，在荡口完成了他的小学时代，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南京钟英读了4年中学，回到无锡后当了10年小学教师和乡村图书馆馆长，4年中师教师和江南大学的1年半教职，在晚年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两书中，不断地书写无锡、无锡的生活和无锡的亲友，书中饱含着他对故乡和亲友的缅怀与感恩。他的家族，父母，亲戚，以及同事、同学等，都以原生态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文字之中，例如那位“三兼小学”的创办者、热心办学办医的乡村地主秦仲立。钱穆对这些曾经的生命历程中的同行者，在回望中始终带着亲近和厚道的心态，让我们看到一位名声卓著的文化大师内心的真诚与纯净，并没有因为时世错综而丢掉本心，变得浮滑浅薄。钱穆治史，以义理为本，本心的恪守自然是最重要的。

在钱穆记录的无锡亲友中，有我的伯祖父杨权。杨权是祖父的大哥，钱穆兄弟俩读常州府中学堂时高一级的同学。这亦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记忆。

钱穆第一次说到杨权，是师范班学生要求撤换钱穆兄长钱挚的班长职务，其时师范班学生年龄普遍较大，大约在三四十岁之间，钱挚仅19岁，被校方任命为班长，老生不满而要求换人。校长表示，此事要征求全体学生意见，不能只凭师范班学生意见就换人。在学生大会上，杨权率先发言，认为钱挚适合当班长，钱穆如此记录：“……遂召开全体大会。中学二年级班长杨权，乃无锡同乡，其人美风姿，面白晳，而两眉甚浓，擅辞令，长演说，起立侃侃发言，达半小时。大意谓，中学师范同在一校，事事皆待接触商洽。而双方年龄相差，不免有扞隔。惟师范班长钱某，与中学生年相伯仲，其人通情达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失为师范班中学班沟通意见一桥梁，请勿易。杨权辞毕，举座默然，即师范班亦无人起立表示反对，遂散会。先兄仍任班长如故。”

钱穆还说到杨权与新文化运动名人刘半农的关系。刘半农读书时名寿鹏，以入学考试、升级考试和年终考试三个第一出名，被同学们以一识为荣，但刘寿鹏却把高一年级的杨权当作大哥。钱穆记录道：“寿彭最亲杨权，言动遵依如弱弟之随长兄。”杨权毕业以后，钱穆观察到：“杨权离校，寿彭乃骤若孤立。”在四年级时，刘寿鹏与钱穆一起成为与校方谈判的五个代表之一，在参加过毕业考试后，先后退学离开常州府中学堂。刘寿鹏去了上海，参加新文化运动，“易名半侬。有文名”，后来，“获陈独秀召，任教北京大学，又名半农，提倡白话文最力。嗣又留学法国。”20年之后，钱穆于1930年到北京任教，与刘半农再次相见，在刘半农家里吃了顿饭，钱穆留下如此记载：“余登其门访之，留中膳，相语可两小时。半农绝不提常州府中学堂事，亦不问余二十年经过，亦不谈提倡新文学事。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盖其时半农大名满天下，故不愿谈往事。又知余与彼意气不相投，不堪相语，故亦不提其新思想。此后遂不相往来。”

再回过来说杨权。在钱穆心中：“杨权倜傥有才气”，他认为杨权青年时代就有革命理想，他记得“曾有一日，邀余在一教室中密谈，历一时许。彼详言太湖形势，沿苏州无锡宜兴一带港汊分歧，陆上多山岩洞穴，可躲藏。湖中渔民多举家住大艇中，终年不登岸，即在其艇设家塾教其子女，此辈宜可晓谕以民族大义。我辈果有志革命事业，太湖应可为一理想根据地。默察同学中，如君宜可语此。倘再物色得二四人，当早作详商，预为准备。越数月，又邀余再作一次长谈，大意如前。但不久杨权即中途离校，闻其赴北京，往来北洋军人之门。盖无锡杨家与前清北洋军人有甚为深切之关系。同学中群传杨权不久当在政界露头角，但亦不闻其有何活动。”1923年，钱穆从厦门集美回到无锡省立三师任教，在公花园遇到杨权，是相约还是偶遇，不得而知，他如此写道：“一九二三年之秋，余任教于无锡第三师范，某日曾与杨权相晤于公园中。时杨权年未达四十，而意态颓唐如老人。见余绝不提及以前同学时事，仅寒暄数语即避去。后又相遇三数次，均如是。卒不获与作一长谈。”

对于杨权，钱穆以慨叹结句：“当此大动乱之世，如杨权宜可成一人才，而终未有所成就，良可惜也。”想必其所不知，离开常州府中学堂后，杨权求学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1924年杨权参加奉军郭松龄部任军需官，郭军联合冯玉祥部起兵反张溃败后，赴广州任职于革命政府，再赴南京出任南京首都警察厅第一科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时，杨权奉命留守，维护秩序，大屠杀开始后，几为日军所害，最终脱险西撤至后方，辗转于城乡，1943年病逝于重庆。

时空分隔，我未曾有缘与伯祖父杨权见过，只见过伯祖母凤氏，但从钱穆先生的记录，以及我六叔杨立民先生所撰《先父通甫公传略》中略知一二。如不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伯祖父的功业必将继续有成。据我六叔所记，有七叔操办，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伯祖父杨权的牌位与伯祖母凤氏同葬于苏州吴县香山公墓。钱穆先生于1990年在台湾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西山岛石皮山。这两位无锡同学，少年时相识于常州，数次会晤于无锡，此后如参商远隔，身后却同葬于苏州，岂非天意乎！

夕阳的余晖在大公图书馆的窗台移动，眼看着就要消失，饮尽残茶，我的思绪穿越也告一段落了。回家路上，太阳余晖如火灼热，生活就是如此热辣着，钱穆先生对无锡和无锡人的情感永远不会冷却……而一位对家乡充满温情、怀念和敬意的作家，必定受人敬重。

补记：今天（2025年7月30日）恰逢钱穆先生诞辰130周年。几位文友小聚，围绕陆阳的专著《钱穆和同时代的学人》以及钱穆的学术成就，开了一个座谈会，亦作纪念。会上颇多真知灼见。聊以前日作完的此文发布，表达对这位文化大师的敬意。

本文参考书目：钱穆《湖上闲思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锺书《围城》。杨立民《鸿山杨氏宗谱·寺头分城支文叔公嫡长系春灏公系谱传》。

作者简介

吴歌，文史学者，品牌战略学者，资深媒体人，研究员，江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策划，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有文化有情怀的吃货和文史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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