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两税法赋役制度的里程碑从人丁到地产与实物到货币的转折

赋役，涵盖赋税与劳役，是封建政权为维系统治而实施的经济治理方式，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历史，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化始终在主导古代经济走向、推动生产力变革、影响政权更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赋役制度，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激发劳动者积极性，从而强化政权稳定，维护社会秩序。

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土地制度的演变，中国历史上的赋役制度也在不断演进、完善，并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特征。

唐代中后期推行的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赋役制度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从人头税向地产税的正式转变，是封建经济在赋役体制上的新体现。

唐朝两税法

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陷入动荡，百姓生活困苦。为躲避战乱、逃避赋役及地主兼并，大量小农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当时，有固定户籍者称为“主户”，无固定籍贯者则称“客户”。唐德宗时期曾派人核查全国人口，统计结果显示主户约有180余万，而客户多达130余万。

客户数量的激增严重冲击了国家赋税的正常征收，政府掌控的编户数量大幅减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严重破坏，难以为继，导致财政陷入困境。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国家经济运转，两税法应运而生，取代了原有的租庸调制。

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正式颁布实施两税法。该制度在继承此前户税与地税理念的基础上，统一按每户实际拥有的田地和资产进行征税。

两税法实行“量出为入”的征税原则，即中央依据财政支出确定全国总税额，并分配至各地征收；内容涵盖户税和地税，无论主户或客户，均需在现居地登记户籍。同时，依据资产状况划分户等，并据此确定户税额度。

税收核定主要依据财产（包括土地、桑麻、住宅、牲畜、货币等），据此征收货币税和地税，按照田地等级设定不同税率的实物税。凡拥有财产者均需承担赋税义务。

两税法实施后，取消租庸调及其他杂税，对于无固定居所的商人，则由所在州县按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缴税，夏税不得迟于六月，秋税不得晚于十一月，法定征收物品包括谷物和钱币两类，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以绢帛、谷物等实物代替钱币缴纳。

其核心原则为“以资产为本，不以人丁为准”，尽管徭役仍以丁口为基准，但以货币代役的方式逐渐普及。自此，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基本完成了从“人丁”向“地产”的转变，并逐步形成“代役制”的趋势。

两税法的影响

两税法最直接的成效是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复苏，巩固了唐王朝的中央统治，缓解了社会矛盾。这是唐朝中央政府针对时弊，从制度层面着手、收回财政权力的一次重要自救行动。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权力膨胀，形成割据势力，瓜分中央财政资源，严重削弱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掌控。

两税法推行后，中央依据支出决定收入，通过新的税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将财政管理延伸至地方，有效缓解财政危机，集中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与唐中期以前的赋税制度相比，两税法最大的特点是简化征税流程。它将税收时间集中于夏、秋两季，明确规定“量出为入”的征税原则，仅保留户税和地税两类，废除租庸调及所有杂税，极大简化了纳税程序，并对纳税方式作出统一规范。

对于农民而言，相较于以往复杂的税制，两税法更易于理解与执行，提升了农民的纳税积极性和自主性；而对于唐政府而言，新税制简化了税额计算和征收流程，提高了征税效率，便于中央对税务的统筹管理，弥补了旧税制的诸多缺陷。

两税法不同于以往以人头为单位计税的做法，实行“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依据资产多寡、贫富程度确定税额。

此举不仅将纳税范围扩展至普通农户以外的特权阶层和商人，也显著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了中央对辖区财政的控制力。

此外，两税法以货币形式计税并征收，推动了税收货币化进程，促进了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缴纳实物（如农产品）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主要方式，直至唐代天宝年间，实物税仍占据重要地位。安史之乱后，战乱频发，实物税仍是保障中央军粮供应的重要手段。

然而，藩镇势力多集中在北方，对北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至唐代，中国封建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南方经济，特别是工商业迅速发展，货币流通日益频繁，商品经济初步成型，已具备以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条件。

不可否认的是，两税法也存在诸多弊端，例如“量入为出”原则导致政府支出膨胀、税负摊派增加，催生更多额外苛捐杂税；户等调整滞后，难以反映真实资产状况。

例如，长庆年间，元稹在同州任刺史时曾上奏：“臣昨因均配地税，寻检数三十年两税文案，只见逐年配率麻地，并不言两税数内。”反映出资产与地产经常变动，导致赋税难以公平合理征收。

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角度看，两税法是唐朝对国家税收体系作出的重大改革。其实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顺应土地占有方式变化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历史趋势，以户税与地税替代租庸调的新型税制。

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封建社会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开创了以货币计税的新纪元。相较于以往税制，展现出结构简明、税负公平的优势；同时，它将赋税从按户、丁征收的收益税转变为按资产和地产征收的财产税，是中国农业税收制度乃至整个赋役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结语

两税法的推行，是唐朝在社会动荡中对赋役制度的重要革新。它以资产为征税核心，简化税制、扩大纳税群体，不仅缓解了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也契合了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成为从人丁税向地产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标志性制度。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弊端，但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不仅稳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深刻影响了后世赋役制度的发展路径，展现了古代税制适应社会变迁的智慧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