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关于《山海经》并非全球地理记录的思考
《史记》中“西周穆王西巡狩至昆仑之丘见西王母”的简略记载，与《穆天子传》详描的周穆王西行故事，共同构成中国古籍中极具标志性的“人神同框”事件。这一距今两千余年的历史场景，恰为我们破解《山海经》地理属性提供了关键线索——足以彻底排除其 “全球地理记录”的说法。
《山海经》的独特叙事结构，决定了它绝非单纯的地理典籍。书中不仅记载着山川河流的方位形貌，更密集分布着华夏文明从神话到历史的完整记忆链条：创世神话里有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英雄传说有夸父逐日、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后羿射日；治世故事记载着羲和浴日、炎帝之女精卫填海、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大禹治水；乃至嫘祖、夏启、夏桀、商汤、周文王等具体历史人物的事迹，都与特定的山名、水名深度绑定。这些人物与故事如同经纬线，在文本中编织出清晰的华夏文明脉络。
《山海经》（来自网络）
如果强行主张《山海经》是全球地理志，则意味着这些华夏先祖需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社交。对于远古神话人物，或许还能牵强附会他们是“会飞的神仙”，但《山海经》提及的近至三千年前的夏桀、商汤、周文王等，历史明确记载其活动于现今中国地区，难道那时候的人都还能跨越洲际飞行？更关键的是，三千多年前世界各地已形成独立文明体系，古埃及有象形文字铭文，两河流域有泥板文书，却从未有任何文献记载过与“周文王”对应的法老或君主。《山海经》提到，周兴生于岐周，岐周无论是今日陕西岐山还是成都彭州天彭阙，都是具体到了县域的地理锚点，与“全球地理”的分散性显然无法兼容。
成都彭州天彭阙（来自网络）
尤其是周穆王与《山海经》里神权首领西王母相会于昆仑之丘的人“神”同框事件，更凸显了“山海经全球地理说”的荒诞。这一事件距今仅两千多年，周穆王所处的西周时期，地中海地区是所罗门王统治时代，埃及为第二十二王朝法老执政，伊拉克地区属亚述王阿达德二世统治，土耳其处于赫梯帝国末期，印度则进入后吠陀王国时代。这些文明都有自身完整的文字记载体系，却找不到任何与“西王母”“昆仑之丘”“周穆王”对应的人物、地名或事件记录。若昆仑之丘是全球地理中的某座山脉，它该对应埃及的金字塔群，还是两河流域的扎格罗斯山脉？若周穆王的西行是乘着“八骏大马车”组团全球漫游，为何同期其他文明的史册对此毫无提及？答案只能是：这些人物与地理始终属于华夏文明的叙事范畴。
周穆王画像（来自网络）
《山海经》里，伴随着这些人物事件山川河流出现的，还有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动植物原产地仅仅只有在长江流域，如大熊猫、麋鹿、雅鱼、猕猴、梅花鹿、野蚕、羚羊、牦牛等动物，均为中国特有的或主要分布于东亚大陆的物种；麦冬、珙桐、楠木、桑、梓、竹、柑橘、蜀葵、枸杞等植物，更是与华夏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本土物种。珙桐被誉为“中国鸽子树”，仅产于中国南方；桑与梓在传统文化中是“故乡”的象征，《诗经》中便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记载；柑橘属植物的原生中心就在中国南方。这些只存在于东亚大陆的生物，若出现在“全球地理记录” 中，显然与现实地理分布完全相悖。
长江流域水系图（来自网络）
所以，那些主张《山海经》是“全球地理记录”的观点，既忽略了书中核心的人文线索，也与历史常识相悖。一方面，三千多年前世界各文明已形成独立发展脉络，却从未出现与《山海经》中华夏先祖对应的人物记录；另一方面，书中 “赤水”“岷山”“洛水”“熊耳山”“泰山”“江水”“成都”等核心地理标识，经考证多与中国境内地貌相关，进一步印证其地理叙事的本土属性。
四川盆地地形图（来自网络）
综上，对《山海经》的解读需回归文本本身的特征：它并非超越时空的全球地理档案，而是融合了上古地理认知、神话传说与华夏早期文明记忆的综合性文献，其逻辑根基始终扎根于华夏文明的本土语境中，这正是这部古籍最珍贵的文化底色。所以，对于《山海经》，千万不要只看那些光怪陆离的志怪描述和情节，只有穿透神怪包装的迷雾，才不会让华夏文明的真相永远只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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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翔子史前推理师
文字| 翔子史前推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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