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5，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中国东部之行

一个秋天的晴日，我们在西安车站等候出发。初次到达这个 车站，也只是五个月前的事。等了一会儿，我们便登上列车，离 开西安了。巨大的城墙渐渐远去，列车驶过坐落在山脚下的风光 明媚的小城临潼，在华山山麓的狭道上行进。华山的峰顶，高低 起伏，有如锯齿；阳光辉映，十分壮观。

列车驶抵黄河拐角处的古代要塞潼关，便是杨虎城势力范围 的尽头了。从河的对岸开始，一直到内蒙古辽阔的沙漠地带，是 阎锡山将军的“帝国”,许多年以来，他是那里主宰一切的土皇 帝。他曾和好几个军阀较量，数年之前还和蒋介石打了一仗。但 是，每一次都按古来的俗例，双方以妥协告终。

列车进入河南省，我们便看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从这里起是 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尽管河南省土地肥沃，但这个地区缺雨则 旱，雨多则涝，不时发生周期性的饥荒。荒年时，数十万人向西逃荒，但其中的大部分农民，又重新回到往往连最低的生活水平 都不能保证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遇荒年时，则又外出逃荒。如 是往往返返，已经成了习惯。

从西安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徐州。我们在徐州不得不和舒 适的车厢分手，换乘蓝色特快列车。这种列车在20年代因遭强盗 袭击而闻名于世，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劳顿，我真想稍微活动一下身子，呼吸一 下新鲜空气，但结果却不得不在一家饭店里度过候车的时间。从 西安出发后，我已经习惯于被其他乘客盯着看，也习惯于听他们 像互相传递口令似的，一个传一个地叫：“洋人!”

但是，当我走 在徐州狭窄的街道上，被看热闹的人们团团围住时，实在是感到 有点儿太过分了。

幸而在此后的旅途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我舒 了一口气，心想大概可以平安无事到达上海，生下腹中的孩子吧。

第二天一早，我眺望车外的风光，虽然一晃即逝，却很有魅 力。与昨天还是一片黄土的单调景色截然不同，窗外处处是浓淡 相宜的苍葱绿野，水田、竹林相连不断，到处可见潺潺流水。即 使把中国西北部所有的河流、湖泊、池塘和沟渠汇合在一起，也 不及绿茵遍地、丰盈肥沃的江苏省一省水量之丰。

数月后，孩子 的保姆初次到中国东部来，她和我乍到江苏时的心情一样，被江 南的富饶骇住了。保姆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水!这么多的水!如果陕西也有这么多的水，我们的日子可就好过多啦!”

大多数的河流和运河都修有坚固的堤坝。在车上，可以看到 大得出人意外的各种颜色的帆，在绿油油的田野的河道间穿行。 帆下的船体部分被堤坝挡住，没能看见。

到处可见村民和房屋。相邻的村落就像一条长链子，互相牵连。可是，它们并不像西北的村子那么密集地被围在土墙里，而 是择地而居，各得其所。那些粉刷成白色的房子，每家前面都有 一个茂密的小竹林，绿白两色相映成趣。

东部和西北部的田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土坟奇多。

在 活着的子孙们本来就不多的耕地中，墓地占去了相当一部分。在 西北，我从车厢里往外望，只见无数圆形的土坟，全无装点，任 凭杂草丛生，在平整得很好的农田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耸立 着的据点。东部就不同，在肥沃的耕地里，一座座石墓，建得有 如小房子，和美丽的风景倒很融和，但这种对肥沃土地的毫无意 义的浪费，却比西北更甚。

活着的人受死人的牵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根深蒂固的。 要打破习惯势力，改变这种状况，是将来的政府的一个大问题。 这种习俗，在中国已沿袭了数百年。把客死异乡的尸体运回故乡 埋葬，尽管对遗属是一种莫大的负担，但已成为无可推却的义务。 上海竟然有好几家经营棺木运送的大公司，其业务就是接受委托， 代为保管因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未能运回内地故乡的棺木。

在今天的中国，墓地风光见不到了。可是，从中国的共产党 政权诞生起，为了打破这种旧习惯势力，曾作出过多少努力，耗 费过多少时间啊!现在，丘陵状的坟墓都已平整成耕地，新的墓 地则仿效西欧的样式。

列车越接近上海，这种死人占活地的情况就越严重，每人平 均的居住面积就更狭小。上海，这个人口比欧洲几个国家还要多 的大城市，向四方扩展，吸引了很多谋职的人。上海附近的农村 成了它的穷困的市郊，工人、苦力、小手工业者，住在贫民窟里， 过着悲惨的生活。

北火车站位于中国人聚居的闸北区。此外，还有“高级”地区即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1932年初，中国军队死守闸北，和日军 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当时，日军占领了东北后，把矛头指向上海， 但仅限于上海的中国地界。十九路军死守闸北，从此，成了抗日 运动的象征。中国军队与外国侵略者作战，并受到上海市民的积 极支援，这一事件不但在中国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而且使世界 上那些以为中国人对侵略不知抵抗的外国人大吃一惊。

我们是1936年9月来到闸北的，数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 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不过，那些用水泥板建成的新房子，大概 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吧。对穷人来说，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和工作， 已经算是有活动余地了。

我们到闸北后的几个月，闸北又一次沦为战场。日军把这个 人口稠密的地区再次夷为废墟。从此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不只 是闸北，许多地方都成了战场。如果和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失去的 几百万人的生命相比，闸北的牺牲者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罢了。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我在往杨将军住处的途中得知，上海这个大城市，实际上是 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小城镇组成的。将军在上海疗养期间，借用了 整座疗养院，原先住院的病人全部被转移到别的医院。对拥有强 大权力的军阀，大概不能要求他和其他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吧!

杨虎城一行住的虹桥疗养院，位于公共租界的虹桥花园别墅 区之内。这一带的花园别墅，如果与闸北比较，就有如欧洲和亚 洲的差别一样。这里的漂亮别墅都有大花园，而且陈设豪华，格 调高雅，它们的主人全都是外国人或中国的富翁。如果不看人力 车车夫和肩挑重担、步履维艰的苦力，而只看那优雅的小轿车在柏油路上行驶的话，真想不到这是中国。

虹桥疗养院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建筑物，它的周围是一大片 整修得很好的英国式草地，乔木林立，点缀着多彩的秋色。杨将 军和谢葆贞以及他们“宫廷”内的亲信，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衷心 欢迎。我们终于又听到久违了的乡音，这种带点粗野的西北方 言，听来令人愉快。我很不喜欢上海话，听起来难受。中国的人 们——当然，上海人除外———也都说上海话难听。

按杨将军的指示，我们成了“宫廷”的成员，他在许多空屋 中拨了一间给我们。尽管消毒的气味和洁白的医院对我来说有些 不太习惯，但能够在久违了的沙发床上睡，在明亮的餐厅里从丰 盛的佳肴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吃，总算是一件赏心乐事。

最倒霉的，要算是医生和护士们了。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 几乎全部身强力壮，与医院有缘的人，只是极个别的。医生和护 士们得知我就要生产，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一个 模样长得很可爱的护士来到我的床边，把体温计放进我的口腔里 量体温。我一再推却也无效。我再三对她说，我现在身体很好， 妊娠并不是生病，但这只是枉费口舌。

后来，我终于成功地摆脱了他们，使这些因为无所事事而苦 恼的医生和护士们把注意力转到炳南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炳南 曾经生过重病。为此，将军特别关照，给炳南作一次全身检查。

这种检查采用了最新的医疗器具，费用昂贵。检查结果，炳南并 没有后遗症，真是值得庆幸。在西安时，我曾要固执的炳南足不 出户地在家中静养数周，看来效果是好的。

单是杨将军一个人的医疗费，折合成美金就是一个庞大的数 目，而病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他竭尽全力来达到这次上海之行的 政治目的。为此，炳南常常和将军一起外出，在疗养院内参加一连串的会谈，每天的时间全被安排得满满的。

他们的这些活动， 看起来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期望 立即得到具体的成果。他们四处联系，调查对将来的行动有重要 关系的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全国各地抗日 力量的强弱作出正确的估计，要知道其中有多少能与蒋介石相对 抗。到那时为止，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与炳南的忙得不可开交相比，我在疗养院的生活简直有如隐 居。但只有一点例外，我们几乎每天都开车去看电影。在我一生 中，从来也没有像初到上海的两周那样，成了电影院的常客。

当 然，这不只是因为我对欧美新出品的影片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 陪杨将军。这种娱乐他在西安是享受不到的，现在自然要尽情地 观赏一番了。在西安，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不能和老百 姓一起看电影的。而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将军可以说是隐姓埋 名，他只不过是许多富翁中的一个，几百头“虎”中的一头而已。 再说，每天午后的第一场电影，观众很少，特别是我们买的最贵 的票，周围的座位都空着。

将军在离开疗养院前一天，挽留我们继续住下去，至少要在 疗养院住到孩子出生。我希望能住在普通的住所，而且我们两人 都不想在上海待那么长时间，我便向炳南提出，租一间有家具的 房子来住。

我们在法租界的莫里哀路——一条小小的清静的街道上，找 到一间挺雅致的房子，房东是被称为“白俄”的俄国人。他们是 十月革命爆发后逃到上海来的。在法租界，来自俄国的亡命者有 好几千人，这里与其说是法国的殖民地，不如说是俄国的殖民地 更恰当。

离我们的住处不多远住着一位不寻常的妇女。在我的中国生活中，这位妇女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就是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

中国西北的晚宴，没有夫人同席的习惯。杨将军却极力主张 葆贞和我同席，大概是因为他顺从西方色彩很浓的现代化沿海城 市的风习吧。

在这类社交场合里，我认识了好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他们之中，我最有好感的是创立、组织救国会的抗日运动领导 人。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知识分子、科学 工作者、律师、教师、报刊的编辑以及实业家。中产阶级，在全 中国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却担当着重 要的角色。

救国会属下的人，并没有军事力量，他们的优点是：无私的 爱国心、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财富，过 着简朴的甚至是贫苦的生活。他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 国家的利益甚至失去自由亦在所不惜。

他们的弱点是：影响力仅限于城市，而且只影响到城市里的 部分民众。和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城市才 代表进步，农村则是落后的代名词。他们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全 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落后的农村。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把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人，介绍给英国 工党著名的政治家斯达福特 ·克利普斯爵士。斯达福特曾要求我 给他引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从事地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人物。

“你们的纲领对农民的状况是怎么提的?”在一次热烈的讨论 中，斯达福特问道。

我的中国朋友们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终于，他们中的一位很直率地回答道：

“我们的工作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也就是中产阶级。至于农 民问题，由共产党去搞。”

斯达福特爵士对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大概已 经了解，中国的未来将属于谁……

救国会的男女成员并不是共产党人，只不过他们之中有少数 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救国会的会长是一位备受大家尊敬 的著名法学家，他身着中式长衫，银髯垂胸，样子就像是中国古 画里描绘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沈钧儒，但大家都尊称他为沈老先 生。中文里的“先生”,不但是礼貌上的称呼，也含有“教师”的 意思。

沈老先生和我打招呼时，他那亲切诚恳的样子，真像一位 温厚的老教师。沈老对我说，他对德国特别有好感，他把三个孩 子都送到德国留学。后来，我在西安认识了沈老在西安当建筑师 的儿子和他那德国人的儿媳，她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人。

和救国会的领导人初次会见后数周，我才知道沈老有一位德 国人儿媳，这竟然促成了我的一次访问，实非始料所及。

事情是这样的：1936年11月，蒋介石应日军的要求，逮捕了 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包括沈老先生。可是，对他们诉诸法 律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公众对这次逮捕极为愤慨，促 使法官——他们几乎全都是沈老的学生——拒绝进行判决。

当局 出于无奈，只得把这七位(六男一女)名人囚犯送到上海附近的 苏州监禁起来。起初，每天都有数百人前往探监，发生了一连串 的示威，以此表达他们对被捕者的事业的同情；政府终于下令， 禁止近亲以外的人前往探望。

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位住在上海的美国记者。他绞尽了脑汁， 想写一篇关于苏州监狱里“七君子”情况的亲眼目睹的报道。但是，作为外国人，尤其是作为记者，他是不可能亲自到狱中去的。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可以冒充沈老的德国人儿媳进入牢房。一天， 我便和沈老的一个儿子一起到苏州去。我的运气还不错，狱中没 有一个官员要我提出证明。

六名囚犯，高兴得要跳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迎接我。 有一点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七君子”中唯一的一名妇女。那位 女律师被关在女牢里。

我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甚至看守和警察也竭力向这些不寻常的犯人表示自己的同情。

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中，唯独沈老先生是属于前清时代的人 物。当时，他殿试及第，由皇帝钦点“翰林”。

七人中年纪最轻的沙千里先生，是沈老的学生。他最感兴 趣的是推广合作社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沙千里在工业落后 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全力以赴地发展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小规模 工业企业。

作家、生活书店的主事人邹韬奋，是救国会成员中的著名人 物之一。由于积劳成疾，他的身体极差，而且一年比一年恶化。 尽管这样，他仍然非常达观开朗。邹韬奋为了扶植中国的年轻作 家，发行了《生活》杂志。他本人也是这个杂志的编辑，热衷于 发表年轻作家的作品。

他的出版社还翻译了一系列西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年轻 一代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邹韬奋忘我地工作，对自己日益衰弱的 身体却从不照顾。就这样，在1944年，这位天赋奇才终因脑癌而 去世。

七名囚犯之一的李公朴，是一位教育家。他是一所中学的校 长，同时在上海的各区举办夜校。小职员、学徒以及所有因穷困而无力求学或继续升学的人都到那里去上学，因为这种夜校只要 交一点学费就可以听讲，接受系统的教育。夜校的校址是借用日 间的学校或办公室，由与李公朴志同道合的校长们、店主们提供。 任教的老师几乎都是义务的。

1937年，我曾在一所这类的夜校中教过英文。我从来没有见 过比这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男女更注意听讲的学生。他们在工厂 或商店经过了长时间的劳动后，在发着霉臭、灯光暗淡的教室里 连续学习两三小时，这些年轻人的向学精神是多么可嘉。能够和 他们一起学习，我实在感到高兴。而且，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 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最大的收获是，更进一步认识到他 们那个阶层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

李公朴现已作古。在抗日战争中，他被国民党的保守派视为 不受欢迎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在内地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举办了 各种各样的中等专业学校，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战后不久，1946 年7月，李公朴和他的很有名望的同事闻一多教授在云南遇难， 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在大街上的。

同囚之中，还有一位年轻富有的工厂主章乃器。他和那些收 入低微、经常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好像不太协调， 但他的爱国抗日精神并不比他的好友们逊色。

日本是共同的敌人， 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这种共同的认识，把不同阶层、不同 思想倾向的中国人连结在一起。但他们并不能公开活动，“七君 子”的被捕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当时南京政府还紧紧地抱住对日 让步的政策不放，而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间，主张与日本和纳粹 德国结成同盟的也为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