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看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发电报向希特勒求救，结局如何

【1937南京地狱自行车】

1937年12月的南京城，天阴沉沉的，日军打进来那天，城里到处是枪声，老百姓抱着孩子往防空洞里钻，有的人跑慢了，子弹就从背后飞过来，倒在路边，血顺着青石板缝流，尸体没人拖，就那么横在街边，有的睁着眼，有的张着嘴。

55岁的约翰·拉贝是西门子南京办事处的工程师，本来该在办公室画电机图纸，可那会儿他没心思上班了，他骑着辆旧自行车在城里转，车把上挂着个老式相机，车筐里放着几袋面包，都是从自家厨房拿的。

他口袋里揣着德国护照，以为能有点用，可日军看见他，要么凶巴巴地吼两句，要么直接推开，该抢店铺的抢店铺，该拉妇女的拉妇女，护照根本不管用。

倒是路边的难民看见车筐里的面包，一个个饿的直咽口水，有个穿破棉袄的老太太，拉着个小女孩，颤巍巍地走过来，拉贝赶紧从车筐里拿了个面包递过去，小女孩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啃起来，老太太对着他直鞠躬，嘴里念叨着“谢谢，谢谢”。

【德国使馆撤离令的抉择】

德国使馆的撤离令来了，电报上写着“所有德国公民立即撤离南京”，拉贝捏着电报，手心里全是汗。他本来能走的，买张船票顺着长江回德国，继续画他的电机图纸，再也不用听城里的枪声和哭喊声。

可那天他刚从安全区回来，怀里还揣着个被日军刺刀划破胳膊的孩子，孩子他妈跪在地上，抓着他的裤腿喊“救救孩子”，那声音跟钉子似的扎在他脑子里。

他坐在书桌前翻刚记的日记，上面写着“今天又有17个妇女被抢走”，突然想起小时候在汉堡，邻居家妹妹走丢时妈妈哭着说“要是咱们的孩子呢”。

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扔桌上，“假如这些是我们的同胞”，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我不能走”。

【花园纳粹党旗与680人家园】

第二天一早，拉贝就找了几个外国同事，在鼓楼区划了块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地，立了块木牌，写着“国际安全区”。城里的难民跟潮水似的往这儿涌，没几天就挤进来二十多万，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背着铺盖卷，有的抱着刚出生的娃，哭喊声能传半条街。

他想起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回自家花园把那面红底白圆黑字的党旗扯下来，竖在院子门口最高的杆子上，想着日本人多少会给德国面子。

小桃园10号他住的宅院，成了最大的难民营，地上铺着稻草，墙角堆着锅碗瓢盆，最多一晚塞进去680个人，连楼梯间都躺满了人，夜里翻身都得小心翼翼。

白天他揣着德国护照在安全区里转，看见日本兵拽着妇女，就赶紧冲上去挡在中间，把护照往人眼前晃，“这是我的人，安全区的！”有回差点被刺刀捅到，他也没退。

夜里拿把手电筒巡逻，听见孩子哭就摸出块糖，看见漏风的墙就找木板堵上。

他毕竟是工程师，脑子活，带着难民在院子里搭临时床铺，用木头和帆布支起架子，又在地下挖了几个防空洞，告诉大家听见飞机响就往里钻。

【油灯手与面包胶卷暴行】

白天忙完救人的事，拉贝晚上就着油灯写日记，手抖得厉害，不是累的，是气得。本子上记的全是日军干的事：12月17号那天，他在安全区门口看见两个日本兵拽着个穿蓝布棉袄的少女，那姑娘哭得撕心裂肺，他赶紧跑过去，掏出德国护照喊“这是安全区的人！”，其中一个兵抬手就把刺刀架他脖子上，骂骂咧咧说“滚开，支那人的事少管”，另一个兵还是把姑娘拖走了，他听见姑娘喊“爹”，嗓子都破了。

还有回，他在巷子里看见个老太太抱着死孩子哭，孩子肚子上有个窟窿，血把老太太的黑棉袄浸得发亮，老太太说孩子是被日军用枪托砸死的，就因为哭了两声。这些事他都一笔一笔记下来，日期、地点、谁干的、怎么干的，写得密密麻麻，纸都被眼泪洇湿了好几处。

他怕这些事没人信，白天救人时总揣着那个老式相机，挂在脖子上晃悠。看见路边堆着的尸体、被烧得只剩架子的房子、光着膀子被绑在树上的男人，就赶紧掏出来拍，“咔嚓”一声，吓得旁边的难民直哆嗦。拍完赶紧把胶卷扯出来，塞进厨房的面包里——日军来搜查时只抢吃的，翻箱倒柜找罐头，谁会掰开面包看？

有回真有个日本兵拿起面包闻了闻，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好在那兵嫌面包硬，扔地上踩了两脚走了，他夜里才敢把胶卷抠出来，藏进床板缝里。

后来他跟辛德贝格、贝尔那几个外国同事商量，在安全区门口挂了个木箱子，上面写着“报告箱”，让难民把被抢、被欺负的事写纸条塞进去。不会写字的就找识字的代笔，或者直接找他说，他蹲在地上拿树枝记，耳朵凑得近近的，生怕漏了一个字。

晚上把这些纸条归拢到一起，按杀人、强奸、放火分类，记在不同的本子上，光杀人的就记了满满一本，每一页都标着“12月13日，下关码头，约300人被机枪扫射”“12月20日，五台山，5个妇女被轮奸后杀死”。他想着，这些本子以后总能派上用场，不能让这些人死得不明不白。

1938年开春，安全区里稍微稳当了些，难民们脸上有了点活气，他把攒下的日记、照片和报告箱里的纸条都归拢到一起，用麻绳捆成一摞，心想得找个能管事的人说说，不能让这些事就这么过去。

【向魔鬼求救与希特勒沉默】

1938年2月，拉贝把日记、照片、报告箱里的纸条都翻出来，摊在桌上。油灯昏黄的光打在纸上，那些“12月17日少女被割喉”“12月20日5妇女遭轮奸”的字迹，像血一样渗进纸里。他熬了三个通宵，把这些都整理成260页的报告，厚厚一摞，还贴着20张照片——有路边堆成山的尸体，有被刺刀挑破肚子的孩子。他觉得希特勒怎么着也得管管，毕竟都是“文明国家”，就趴在桌上写电报，字斟句酌，“恳请元首制止这些违反人类文明的罪行”。

电报发出去那天，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怀里揣着剩下的半块面包，那是之前藏胶卷的那个。等了三天，没回信；又等了一周，还是没动静。后来听德国使馆的人说，希特勒嫌他“多管闲事”，电报早被扔垃圾桶了。

三周后，盖世太保来了。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三个穿黑制服的人闯进小桃园10号，二话不说就翻箱倒柜。拉贝想护着桌上的日记，被一个人推得撞在墙上，后脑勺磕出个包。“损害国家利益！”为首的人把日记、照片、报告一股脑塞进黑皮包里，临走时指着他鼻子骂，“再敢瞎写，就送你去集中营！”

没过多久，戈培尔的命令传过来：禁止拉贝公开谈论南京的事，连跟家人写信都不行。他把剩下的几张照片藏在鞋垫底下，夜里摸着那粗糙的相纸，像摸着难民们冻裂的手。

【归来困顿：日记与南京面粉】

1938年4月，拉贝被纳粹政府强行召回德国。走的那天，小桃园10号的难民都来送他，有个小女孩往他兜里塞了个煮鸡蛋，说“伯伯，以后回来看我们”。他红着眼圈点头，可这一走，就再也没踏上南京的土地。

回到德国，盖世太保隔三差五来敲门，问他在南京“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他那些记录暴行的日记早就被没收了，藏在床板缝里的几张照片也不敢拿出来。没过多久，纳粹党以“损害国家形象”为由把他开除，工作没了，养老金也停了。

二战结束后，盟军清查纳粹党员，拉贝也被抓进了监狱。南京的老百姓听说了，超过十万人联名给盟军写信，说拉贝是好人，是“活菩萨”。国民政府也没忘了他，每个月都会给他寄面粉，有时候还有南京难民凑的钱。他把面粉分成小袋，分给邻居，自己却常常啃干面包。

晚年的拉贝住在汉堡一间小破屋里，冬天没煤烧，就裹着毯子坐在窗边，手里捏着那张小女孩塞鸡蛋的照片。1950年1月，他突发中风，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桌上那袋南京寄来的、还没开封的面粉。

他死的时候70岁，连葬礼都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德国官员来，只有几个老街坊站在路边看。

【小桃园10号雕像的追问】

南京小桃园10号院门口，拉贝的雕像立在那，戴着圆框眼镜，头发有点乱，就像当年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跑的样子。手里像是还攥着那本被没收又找回来的日记，纸页边角都磨破了。

他的眼睛望着院子里，那里以前挤满了难民，现在种着树，风一吹叶子沙沙响。

要是回到1937年冬天，你会是那个给拉贝塞鸡蛋的小姑娘，还是他那样蹬着自行车找孩子的人？或者就站在路边，看着枪声响假装没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