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300万壮丁仍没战斗力，1939年国民党军队，如何让蒋介石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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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国民政府对于1937年接连2场惨败特别是丢失首都南京的第一个反应，是尽快补充伤亡人员。最初的认识似乎是，只要补足人员就可以恢复战斗力，因此军事领袖们在武汉时期就致力于征召壮丁去补充军队，而地方实力派也看出这个契机而大力扩充自己势力。

出于这些微妙的政治盘算，中国军队数目在不到10个月时间，就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规模，总数达到228师又31旅。再过10个月，依据何应钦报告，全国军队数目已经号称450万人。

1、补充兵员的猫腻

纯从数字着眼，这个现象可谓成绩斐然。但是军队素质的改善却遭遇到无尽阻碍。首先是这些数字背后存在严重“水分”，因为以少报多和“吃空缺”成为普遍现象。

依据张发奎形容，战时军队的发饷制度是由中央军政部军需署把军饷通过银行汇到战区司令部，再由战区司令部经理处把军饷分发到各级部队司令官自行处理，中间不进行任何核实手续，因此从战区开始的各级司令官享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白崇禧早在1940年就提出报告称，依照师的编制，全国所有的师平均皆缺额三千人上下，全国至少缺70万人。然而即便排除这个虚数，全国士兵数目依然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军令部长徐永昌却充满感叹地说，正规军愈打愈少，而游击队却愈打愈多。

前者因为征募兵员和枪械运送的困难所致，而后者则是地方团体的扩充势力。当然，由于兵员需要急迫，所以征召壮丁的弊端日益严重。陈诚在1940年就发现，当时征收补充兵所流行的陋规是，征兵单位依规定要提送一千名壮丁，实际上只送出600名，却要求接受单位（部队）开具收到一千名的单据。如果部队遇到上级单位核查发觉数额差误时，就以报告壮丁逃逸了事。

如果上级单位没有核查，则部队长官就可以长期“吃空缺”。 在全国报告已经补充三百万壮丁时（1939年），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过战前全国军队总数，而军令部居然还抱怨补充困难，可见在补充过程中漏洞百出。大量壮丁流失，下落不明。“吃空缺”不仅仅是贪污问题，也严重影响军纪。因为上级军官的生活质量（奢华）完全靠下级士兵的“空缺”来维持，如此则当然无法要求下级官兵遵守纪律。随着时间推移，其后遗症愈形恶化。

到了1943年，当陈诚和6位中央军的总司令和军长谈话时，大家居然一致承认 “谁报告不吃空缺（就）是欺骗长官”和“现在以吃空缺维持军队是好干部”。陈诚听后感觉“闻之不胜感慨！良心何在？道德何在？”当然许多军队长官吃空缺并不是为了维持军队而是中饱私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2、缩编的难处

征召壮丁的弊端必然引发招来兵员的素质问题。根据一项战时调查，被征召的壮丁多为最贫苦家庭出身。当兵者没有社会地位，娶不到妻子，多半是贫穷、愚昧、和身体虚弱的人。出生农民家庭占80%。不识字者超过90%，无科学常识者达到100%。他们在当兵之前已经是健康不良，当兵之后又遭受营养不足。即便是号称国军最好部队的荣誉第二师，初识字和小学程度也占95%，初中和高中程度总计不到1%。所以他们是中国农村中最弱势的人群。既无法躲避兵役，更无钱收买替身代役。反之，知识分子、富人、有社会地位人士则可以逃避兵役。

但是无论士兵在入伍时期素质如何低落，如果加以严格训练，则仍可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而在这方面，最高军事领袖们则显得举棋不定。如前所言，国民政府在1938年最初把重点放在补充兵员一事之上，而军队的组织和训练问题是到了1938年下半年才逐渐进入领袖们关注视野，并且初步采取了一些改善措施。比如说，在11月份领袖们先后召开会议，密集地讨论新近出现的军队问题。

首先是编制问题，但是领袖们对于是否应该缩编却产生不同意见。

军令部长徐永昌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切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在大敌当前之际，前线情况万分严重，只可定出原则徐图逐步实行。对于缩编内容，徐永昌主张以军为战略单位，首先把240个军级单位缩编为80个单位，其次把连级单位人数限制在150人以下，理由是下级军官与士兵素质都不够好，如果编制过大就会产生控制和指挥困难。

但是白崇禧则主张立即发布缩编命令，同时主张每个连应该有200人，而蒋介石也支持白崇禧立场。在军事领袖们之间，白崇禧的裁军主张最明确而且持续不变。他认为，既然全国所有的师皆缺额三千上下，因此建议将师级单位加以归并后予以充实。他的具体主张是把300多个师裁并为60个师，则剩余的人员和器材都可以充实并且增加每个整编重建师的作战力量。

但是徐永昌则认为白崇禧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如果许多师当前漏洞百出而出现缺额，则归并之后又如何改正漏洞避免缺额？基于治标之前必须治本的思路，他认为缺额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官长缺乏治军能力，所以解决之道不是在形式上减少师的数目，而是在实质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去考核部队长官能力予以任免，如此才可以有效地杜绝缺额和充实武器。

否则，即使在形式上编并部队和加以补充，则兵员仍将大缺。所以徐永昌认为问题不是单纯地减少军事单位，而是加强对部队的控制、训练和教育。徐永昌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编并完成之后，如何安排编余的官兵？这些都是白崇禧不曾面对的问题。

其实，徐永昌认为更严重的困难是军队根本不听指挥。

比如说，他指出有几个部队奉令增援山东和河北，历时一年半都拒绝开拔。如果部队长官连作战命令都可以置之不理，又如何改编、缩编或取消他们的部队番号？这不仅仅是军队组织的单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问题，也正是蒋介石无法解决的难题。蒋介石把整军和缩编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在此时不能以缩编军队当成是整军的重点。

而他所持的理由是恐惧对军心会造成打击，有损无益。所以他认为当前要务是充实各军，不可贸然缩编。他在采取这个立场时，是否回想到1928年编遣会议的失败，或是当前地方实力派在政治立场上既可以选择附和国民政府，也可以投靠汪精卫政府，或甚至和日本军队达成默契？所以，一个在表面上看似简单而且道理显而易见的军队缩编的技术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着极其复杂而又不可言传的政治盘算。

无论如何，到1940年下半年，军委会依然拟将当时的107个军305个师予以整（缩）编为80个军240个师，以及把500个补充团缩编，保留为300个团。

但是领袖们依然只是确立原则，而把实行予以展缓，因为徐永昌和白崇禧之间依然持两种不同论点。白崇禧认为缩编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可以把兵额不足、军费短缺、装备不健全等问题一次性予以扫除。

但是徐永昌则认为：空额补不齐是班单位和连单位人数太多，而教育训练不足；军费不足则可以减少班连兵额及其他不必要的组织；他又认为逃兵数目大和装备损失多，其根本原因是教育与编制问题，而不是师的数目多少的问题。

回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军事领袖们并非茫然不知军事整改的重要性，也曾提出具体整改缩编方案，但是历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关键所在就是他们无法摆脱国内政军大格局，将他们所思考的技术性方案以行政手段付诸实行。

3、不可能完成的训练计划

除了缩编臃肿军事单位之外，训练当然也是重要课题。对于训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军事领袖们早在南京时期就已经充分了解，所以才会以重金和礼遇争取德国顾问的协助。

开战后的中日两军对比落差，更加深了他们的认识，只是这些了解并不能有效地转换为实际行动。从1938年初开始，各种方案陆续列入考虑。比如说军方在1938年底认识到，自开战以来，每个残破部队调后方补充训练最多都不足两个月，以致根本无法展开有效训练。

军方因此决定，国军以三分之一部队从事游击，三分之一部队正面作战，三分之一部队调后方整补，轮流替换。与此同时，政府还在长沙和南岳两地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整军人事经理、军师编组、和部队编制等问题。

但是由于执行进度缓慢，因此到了12月初，第一批预定的60师本应该脱离战区进入整编地区，而它们的长官们也应该予以调整和进行督练，但是多数师却未采取任何行动。1939年初，政府再度修正方案，把第一期整训部队确定为42个师，加上各战区的直辖整训部队41个师，一律限于3月15日整训后检阅成果。

岂知某些地方部队长官立即看出漏洞而加以利用。比如说，四川一个部队托词该部队缺乏担任游击任务的条件，因此请求调往后方安全地带。军政部只好允许它的两个师调往后方整训，两个师留在前方游击，将来再轮流办理。这个钻漏洞的伎俩还是出自支持抗战的川军，引起陈诚极度不满，因为如果许多部队依例玩弄同样手法，则将会造成无兵抗日的窘况。果然此后部队规避此项命令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到了1940年，徐永昌感叹过去所谓整训的成果是它只补充了一些人员和器械而已。“整”或有之，“训”则谈不到。更糟糕的情况是有些军队公然违抗命令，对中央命令置之不理，导致所谓整训成为一场空谈。

整训计划或许补充了若干人员，却并没有改正吃空缺的陋习，也没有增加战斗力，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执行训练。

军队训练如何与军队整补双管齐下，其实自1938年初就开始进入领袖们思考之中，但也确实没有达成共识和付诸实行。从1938年初开始，军令部长徐永昌就极力主张把训练工作放在军事改革计划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抱怨，蒋介石对于训练部队事宜似乎举棋不定，虚耗宝贵时光。

1938年9月份，徐永昌再度向蒋介石进言，必须立即决心练兵。依他预估，欧洲列强大概需要作战四年方能分出胜负，因此他预估中日战争“须拼出八年战斗”，而一切进步皆要由此战时奋斗出来。他断言，“今日失败主要在军队不好，今后须练出打胜仗的军队。”

1939年初，他再度写道，“关于整练军队一节，余认为今后能否转败为胜，全在于此。”

从后见之明角度观之，徐永昌对于欧战和中日抗战的预言和对练兵重要性的看法都非常切合实际。

但是许多领袖们似乎相信，政府可以把补充兵员作为主要任务，而只要甫以少量训练就足以向日军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冬季攻势），扭转战争逆势，逼迫日军向后退却。持这种观点最乐观的领袖可能莫过于蒋介石本人。

他早在淞沪战争惨败之初就预言，京沪作战的全部损失在1938年初就可以补充十分之七，山西兵力可以恢复十分之八。再过2-3个月，就可以完全恢复。他因此认为日本除非增加十个师团兵力来华，否则无法维持其锐利攻势。也或许正是出于此种乐观，让蒋介石誓言绝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更没有必要和日本进行秘密和谈。

4、对军队训练的认识不足

这个事例提醒我们，虽然蒋介石对国军实力的评估严重失误，但是基于这个误判而做出坚拒和谈的政治决定，却又鼓舞了他持续抗日的决心。但是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的全面性失败终于让领袖们了解，中国军队无法达成任务。这种心理一直影响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时，中国军队都没有再次发动过大规模的反攻。

冬季攻势失败刺激军事领袖们进行了一连串检讨，众说纷纭。根据徐永昌报道，白崇禧得到的结论是认为经济重要，而陈诚则认为主要的是提高战斗意愿，打仗比训练重要。

但是徐永昌则认为如果只是强调打仗也可能打败，或一打即散。有鉴于我国最高战略为持久战，所以战争前途决定于我军训练能否攻坚，和日军的兵源是否经得起在中国战场无止境的消耗。为了达成前者，就应该建成一个攻击力强大的国军；为了达成后者，就应该用尽方法去消耗敌人资源以销蚀敌人的气势。徐永昌指出第五战区在冬季作战中的失利，以及大部分部队遇敌即避的现象，正是证明了他的看法，那就是训练的重要性超过一切。

在这种众说纷纭情况下，蒋介石个人的意愿变成是重要因素。根据徐永昌观察，蒋介石内心似乎缺乏训练军队的决心。如果这个观察正确的话，则蒋介石的信念和政治盘算就成为有趣的探讨焦点。因为纯从信念角度来看，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开始，就是近代中国军人之中最热心于训练的一位军事领袖。

尽管他和苏联政治教官发生冲突，但是却非常尊敬加仑将军的训练方法。他稍后在南京政府时代重用大批德国顾问，也同样是出于他对德国军事训练的景仰。其间成立的教导团和精锐师都是以强调训练著称。所以如果他真的规避战时训练，一定不是他对训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是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由于蒋介石日记没有提供足够线索，所以我们只能做合理的推测，那就是他的政治盘算。

一个是他存心拖延，一个是他有心无力，两者并不相悖。他的拖延策略的动机，可能来自他此时注意力的转变。根据徐永昌提供的报告，蒋介石认为只要能够保住川、滇、黔、桂不失，与英美的联络管道不断，则抗日胜利有望。

徐永昌主张加强选将和练兵工作，但是蒋介石似乎无急迫感。这个印象可能非常正确地反映了蒋介石此时期望把西南省份建设为长期抗战根据地的想法，因此他似乎不认为练兵是当前要务。

另外一个可能性则是他屡次遭受来自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显然明知无法驾驭这些实力派，连调动换防个别部队都无法执行，更不必说命令他们推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了。其实，徐永昌本人也看到问题根源。

他在1939年底，也曾经感叹国军人事制度不上轨道，因为主事者囿于成见，他写道，“今日军队团长以上，多数投机猎官，发财享受腐化。无怪团长以下不努力训练士兵。作战安得有成绩？此诚严重问题，然年余以来，数与蒋先生论选将练兵两事，迄无效果，奈何？”

蒋介石不能任免实力派的官长，也无法施以奖惩，最多只能在适当时机对忠贞部队加以训练而已。在这方面，可能最好的例子是第五军。该军三个师，共约5万人，1938-1939年整年专心训练，成为全国成绩最好的整年训练成果。

由于他对两个情况的前途发展都没有把握，所以只能边拖边观望。徐永昌讲的道理非常清楚，但是蒋介石却需要处理实际的政治问题。

军队训练的课题就此被拖延下来。

还有一个有趣因素，或许可以在此顺便一提，那就是白崇禧的角色。

白崇禧是桂系重要首领之一。黄旭初留守广西主持省政，李宗仁驻防第五战区抵挡敌军，白崇禧从开战起，就一直在蒋介石左右参赞军机，偶尔会被派赴前线（如台儿庄、昆仑关、桂柳会战）担任督战或临阵指挥。但是他在抗战史上的醒目贡献是战略决策，举凡游击战、以空间换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都有他思虑的痕迹。

他也是军训部部长（1938年1月就任），而军训部的责任范围正是包括全国军队的训练、整编、军事院校教育、和国民军训等大项。

概言之，整个抗战时期国军的整改工作，都在军训部管辖范围之内。然而他在这个工作范围内最切实的成就，可能是对于军事学校教材的改编，汇集了世界各国（德、日、苏联）各个兵种的教范操典制成教材，使用于军事学校者达48种之多（因此后来美国军人批评中国军人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并不正确）。

但是对于全国军队的训练和整编却一筹莫展，甚至在李宗仁直辖下的第五战区，和家乡广西省的桂系子弟兵之中也未能施展。白崇禧军训部的无力和无奈感和陈诚主持的政治部一样，都在抗战大格局的笼罩下有心无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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