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

王德威

1954年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后遗民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

本文选自王德威著《悬崖边的树》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版。转自“凤凰网文化”公众号。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二〇〇九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重被发现，经过整理，在二〇一〇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提供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两部小说的题目，一则指涉中国民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传奇，另一则取法中国古典玄奥晦涩的《易经》，似乎也暗示张爱玲有心要将她的创作融入更为宽广的历史想象和时间轮回。

通过对这两部小说及其他文本的比较阅读，本文将就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进一步观察。

一、相对于写实/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美学。这一美学强调“衍生”而非“揭示”，突出“回旋”而非“革命”。

二、通过对自身故事的多重叙述，张爱玲以重复枝蔓的形式颠覆传统家族历史的大叙事。她的记忆不断节外生枝，瓦解了“过去”独一无二的假设。更重要的，通过书写，她化记忆为技艺，也重塑过往吉光片羽的存在与形式。

三、张爱玲创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也带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这一方面她的前例是《海上花列传》与《红楼梦》。张的史观促使我们思考她后四十年的创作其实不只限于她以各种形式重写的自传故事，也同时包括另外两项计划：一是将吴语的《海上花列传》转为普通话，再翻译成英文；另外则是通过细读文本、文献考证以及传记研究的方式参详《红楼梦》。

二十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一九三八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期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张爱玲姐弟与其父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二十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像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同一时期的其他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一九七六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二〇〇九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关于张爱玲双语写作与重复写作的更多讨论，见刘绍铭《轮回转生：张爱玲的中英互译》；张曼《文化在文本间穿行：论张爱玲的翻译观》，均收入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

从《十八春》到《半生缘》，从英文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到中文的《五四遗事》（据宋淇说法，张爱玲先创作了英文本），都是如此。我已在Introduction to The Rouge of the North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多个分身：一九四三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五十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一九五六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六十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我们可以将张爱玲的重写习惯归结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冲动；借着一再回到童年创伤的现场，她试图克服创伤所带来的原初震撼。我们也可以将她故事的多个版本解读为她对“家庭罗曼史”的多重叙述；对过往琐事每一次的改写都是诠释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张爱玲重复叠加的写作也不妨看作是种女性主义诉求，用以挑战父权社会主导的大叙事。张仿佛不再能相信她所置身的语境。通过对语言、文类的反复跨越，她消解了父权社会号称说一不二的话语。她将英文和中文视为同等传播媒介，因为理解她的生存环境既已疏离隔膜如此，在传达人我关系的（不）可能性时，异国语言未必亚于母语。这也使得她的双语书写更具有辩证性。

总而言之，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祛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张爱玲是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一个爱国文学和宣传口号大行其道的时代，她用小说和散文（包括中文和英文）描绘历史的偶然与人性的脆弱，并以此大受欢迎。她的离经叛道还体现在她与胡兰成的短暂婚姻上；胡是个新旧夹缝之间的文人，其时依附汪伪政权。张爱玲由于政治立场暧昧，写作风格特立独行，战后颇受到同行抵制。之后她更徘徊文坛边缘。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赴港。在她滞留香港的三年间，她写作出了两本英文小说。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居美国。为了持续写作事业以及生活需要，她决定以英文创作。一九五六年，她完成了Pink Tears，一年后又开始了另一个计划。从张爱玲和老友宋氏夫妇——即宋淇和邝文美——的通信来看，这个新计划将以她的个人经历为蓝本，从孩提时期写到与胡兰成相恋（见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张爱玲致宋淇函）。

张爱玲在一九六一年提及了这一作品的名字：《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之后她似嫌这部小说太长，希望分册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小说的前半部分被命名为《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如上所述，张爱玲出版英文作品的经验颇为曲折。Pink Tears经历了数次修改，直到以The Rough of the North为名方才出版。《易经》和《雷峰塔》的命运甚至较Pink Tears更不顺利。在一九六四年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中，她谈到屡遭退稿，挫败的感觉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越来越难按最初的设想完成这部作品。依目前所见，《易经》的最终版本根本未触及张、胡之恋，它只讲述了张爱玲在香港的学生时代（一九三九——一九四二），以珍珠港事件、香港沦陷后张爱玲返回上海为结局。

一九六四年之后，张爱玲似乎全盘放弃了出版《易经》的希望，但显然对她未完成的计划念兹在兹。她继续写作，而这一次用了中文。十多年后，《小团圆》的初稿完成。张爱玲曾期待这部《易经》的中文（延伸）版面世，以交代前半生的一切，然而事与愿违，《易经》和《小团圆》都未能在张爱玲生前出版。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雷峰塔》。我们要问，相对于它的前后分身，像“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私语》，以及《小团圆》等，这本小说的意义何在？小说中的主人翁名叫琵琶，也是张爱玲的自我投射。全书以她四岁那年目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出国赴欧为开端，讲述了她童年成长的各个阶段，一直到她与父亲和继母大吵一架后，被禁闭起来几乎送命。在保姆何干的帮助下，琵琶最后脱逃，寄居已经离婚的母亲处。最后她准备负笈海外，何干告老退休。小说在两人道别声中戛然而止。

对于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全都似曾相识。小说主要源自《私语》和张爱玲其他的描述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在人物和情节方面的改动微乎其微。然而，《雷峰塔》毕竟不仅仅是张爱玲早期自传式散文的小说化。“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写于少女张爱玲劫后余生之际，不啻是对自己所遭受的家庭虐待的控诉。《私语》时期的张则已是战时上海文坛新星，笔下充满着将身世现身说法的表演冲动。到了写作《雷峰塔》的时候，她已远离家国、自我放逐。当年那些创伤已经过了二十年，自然拉开了时空和情感上的距离。当然，《雷峰塔》的写作也不乏其他动机。张的母亲在一九五七年去世，同年她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她的父亲则早在四年前故去。因此，《雷峰塔》不妨视作张爱玲在脱离父母荫翳，重获（小说创作）自由之后，开始讲述家族故事的第一步尝试。

就文学形式而言，《雷峰塔》从一个“风尚喜剧”逐渐演化为“哥特式的惊悚小说”。琵琶的父亲榆溪与母亲露皆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小定亲却婚姻失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倒成了露的密友；她们结伴游历欧洲，并在与榆溪决裂这件事上结成了同盟。琵琶的家族各房名为独立却又互相影响，衍生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小说几乎是以人类学式的姿态描写这些关系，不免使人想起《金瓶梅》，以及张爱玲最为钟爱的《红楼梦》。但张爱玲也敏锐地意识到，那烘托《金瓶梅》《红楼梦》的家族关系，使之成为传奇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琵琶所面临的只有矛盾和畸变。在迷离的鸦片烟味中，这个家庭一方面沉浸在往日的风光里，另一方面却又勇于追求汽车电影这些洋玩意。无论如何，挥之不去的是荒凉和颓废。琵琶的父亲纵情声色，母亲则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新时代的娜拉。两人有志一同地挥霍祖产，孩子成为他们最后的纽带。小说所铺陈的时代其实充满历史动荡，十月革命、伪满洲国成立、抗日战争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他们的周遭，但却不能激起任何涟漪；内部的腐朽已经让这个家庭麻木不仁了。

张爱玲以嘲弄却也不乏同情的眼光看待笔下人物，但对他们居然还扬扬自得的一面则极尽讽刺之能事。榆溪与其他家族男性成员的故步自封诚然可笑，露和珊瑚的立志成为新女性也显露着过犹不及的怪态。当张写到露拖着小脚英勇地游泳滑雪，或榆溪和琵琶的继母荣珠异想天开，在家中荒废的花园养鹅营生时，是要读者莞尔之余又不免唏嘘的。

琵琶的继母荣珠性格阴晴不定，从进门起就对琵琶怀有敌意。在继母的操弄下，琵琶发现父亲和弟弟都和她日益疏远；当她被迫穿着继母的旧衣服上学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这是她日后难以忘怀的创伤之一。露在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琵琶和母亲住了一阵，这又成为荣珠找碴儿的口实。接下来便是我们熟知的情节：琵琶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了起来；她差点死于肺炎，终于侥幸脱逃。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童年照

读者会发现怪诞小说的基本要素在此几乎无一不备，像是鬼影幢幢的大宅与梦魇般的监禁，柔弱的女孩与邪恶的继母，等等。但即使在最危险的关头，张爱玲的叙述仍然保持了一层疏离感。这层疏离感既是她的英文行文风格使然，也得之于事过境迁多年后产生的情感距离。比起张的亲身经历，小说在情节上多了一层转折。琵琶逃离父亲的家后，她的弟弟陵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死于肺结核。这是《雷峰塔》与张爱玲其他中文自传性作品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无论如何，（虚构的）兄弟的死亡证明了张爱玲作为小说作者的权力，仿佛不看到琵琶（或张自己）的弟弟——也是家族最后一位男性传人——死去，不足以说明家庭创伤对她是如何的刻骨铭心。

在小说结尾，琵琶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虚妄的希望，因为更多的考验将要降临到琵琶身上。战争爆发了，任何期待都注定落空，这也是张爱玲在《易经》中将要阐述的主题。因此，《雷峰塔》最后一章的开头充满了暗示：“琵琶总是丢三落四的。”的确，这一聚焦于“失去”的场景不啻是整部小说的隐喻。琵琶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失去天真，失去童年，失去父亲、家庭，尤其是失去母亲。小说以她与母亲告别开始，以与作为母亲替身的奶妈告别结束。张以此为一部中国女性“成长小说”写下令人心碎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