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福柯思想的三条轴线：知识考古、权力规训与自我主体

福柯是谁？

福柯与德里达、德勒兹三人一起同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黄金时代的象征性人物。

福柯(1926—1984年)生于法国西南部小城普瓦捷，1945年去巴黎参加巴黎高师入学考试，次年进入高师学习哲学，受教于梅洛–庞蒂等人。

50年代，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十分感兴趣。1960年出版长篇巨著《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举成名。

1966年福柯出版《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英译本名为《事物的秩序》,成为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70年代福柯转向权力谱系学研究，1984年福柯出版了《性史》(第二、三卷)，同年因艾滋病英年早逝。

他以其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的洞见，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时代思潮。福柯对中国学界也有不小的影响。

如果我们对当今西方学界的精神状况和当代学术研究前沿做一个遍览的话，会看到当今西方学界各个领域很少有未受到福柯深刻影响的。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称福柯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福柯的思想可以按照权力—知识—主体这三条轴线的发展线索，大体上分为三个发展阶段：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时期、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时期，以及80年代的主体的伦理实践时期。

知识考古学

福柯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时期主要有三部作品：《癫狂与文明》(1960)、《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和《词与物》(1966)。

为了对早期“知识考古学”三部作品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做一个总结，福柯又专门写了一本纯理论性著作《知识考古学》。

什么是福柯的“人文科学知识考古学”呢?福柯用“考古学”指的是对现代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先验的历史性”或“真理体制”的批判性分析与重构，加里·古廷称之为“科学理性考古学”。

而“知识考古学”中的“知识”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像自然科学那种严格的科学知识，它指的是那些伊安·哈金所谓的“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刑法学、精神分析等，它们都是关于“人”的科学。

这种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历史分析。最能集中体现其“知识考古学”思想并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词与物》。

福柯批判性地考察了这些有效的“人的科学”的“知识型”如何界定了各种“人的知识”，以及相应地又如何界定了“人”的概念，比如生物学中的“生命”、临床医学知识中的“病人”、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的人”等。

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词”与“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建构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的秩序”的方式。

《词与物》的“人文科学知识考古学”的首要目标是，发掘近三四个世纪不同时代各种学科知识之间横向共享的话语表述方式，也就是每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

从这种视角来看，各个时代的“知识型”本身并无真理与谬误之分，亦并无进步与否，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型”以及不同时期的感知方式、分类体系和语言方式的结构性断层与突变而已。

“知识考古学”不再强调知识体系的连续性和历史性，而是强调每一结构断层上知识或话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条件，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的思想。

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发掘了现代早期的三种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对20世纪“知识型”则讨论得不多。

康德说，“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一人类学对“人的有限性”的规定，也是19世纪对人进行各种界定的“人的科学”的主导动机。

可以说，在现代知识型中，“人”成了“人的科学”的“求知意志”所追求的核心，在“人”身上包含了现代知识所有真理的关切。

然而，随着尼采借着疯子之口喊出了“上帝之死”，“人之死”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激进历史主义和激进的实证主义不仅会杀死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和信仰的上帝，同样也会杀死被各种“人的科学”所塑造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观念。

也就是说，作为被“现代知识型”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对象的“人”被杀死了。

这就是《词与物》中著名的“人之死”的断言。

“人”及其“人的科学”不过是某种知识型的“历史先验性”，被近两个世纪的“人的科学”的知识型所构造出来的“人”，已随着“人的科学”在19世纪末的危机和崩溃而死掉了。

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那样被抹去。”

”知识考古学“旨在系统地描述话语对象，限定话语的特殊性，有差别地分析各种话语方式，描述“话语实践”的“构成规则”以及不同的“话语构成”之间的转换。

权力谱系学

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批判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规训与惩罚》(1975)。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讲述了从惩罚到规训的现代刑罚史：从折磨肉体的惩罚到监控灵魂的规训，并不意味着社会更加人道了，反而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微观权力和一个新型的规训社会兴起了。

福柯以权力谱系学的方法分析现代社会新型的权力机制，即作用于“人的身体”的“规训权力”。

福柯所提出的这种新的权力观，是从谱系学视角出发抵制传统“主权—法律模式”的权力观。

首先，权力应被视为一种被配置起来的“策略”，而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对占有物的“所有权”。

权力的支配效果应该归因于权力关系中的策略、调度、计谋、技术、运作，而不应被归因于“占有”。

其次，权力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且权力效应也是在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没有反抗者的反抗，没有反抗者某种程度的自由，支配者的权力就不会产生效果，权力关系也就不会扩大与散播。

此外，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处在一个权力关系之中，其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在冲突斗争和策略中随时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

再次，权力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的表层，它在每个个体和全体人民的身体和行动中再生产出各种微观权力关系。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用1840年前后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18世纪的军训、梅特莱农场、监狱群岛等一系列形象和意象，来展示规训机构及其规训权力。

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全景敞视”监狱。”全景敞视“(panopticism)

这个词源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它的所有囚室都对着中央监视塔，而监视塔里的看守也能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遗。

“全景敞视监狱”最神奇的效果就在于，被囚禁者会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由此给自己造成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监视机制”，从而确保规训权力不断地自动发挥作用

“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权力的统一分配和安排能制约每个人。

此外，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也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不仅简单而经济，而且人道而有效。

全景敞视机制能被巧妙地纳入任何职能之中并强化任何权力机构的使用，使其更为经济、更为有效。

除了“全景敞视”的机制之外，规训权力之所以能够弥散于整个社会的各种机构之中，之所以能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再生产出权力关系本身，就在于它还推动并征用了各种关于人的科学。

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也是一种“学科权力”，也就是规训权力不仅依赖于施加于身体之上的“监视”、“纪律”，而且依赖于与此相伴生的“学科”的知识。

这些“学科”运作于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支配和利益之中；也正是在这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关系鼓励了知识、真理与话语的产生、生产和再生产，比如临床医学、刑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

权力—知识的关系是针对肉体的政治干预的微观物理学，在这里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的对立，抛弃所有权或占有性的权力观念，抛弃传统的契约或法律的观念，抛弃主权者垄断暴力的支配观，抛弃主权—法律的权力观与客观中立的永恒真理观。

新权力—知识观念所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冲击性效果是，人们不能再继续坚持无功利或利害关系的客观中立的真理观和知识论了。

而这一点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实践的基础。

在权力谱系学时期，福柯不仅以“权力”为轴心分析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精密技术和微观机制，而且考察了各种人的知识以及现代人作为各种行为主体是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之中被塑造出来的。

“规训权力”是直接通过监视、纪律、训练、治理和操控的身体而有效地运作。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或肉体被“权力—知识关系”规训成了被驯服的驯良的对象，其最终效果是一个被驯服的驯良的“主体”。

自我的伦理与主体解释学

《性史》第一卷到第二、三卷的变化，其实质乃是“生命权力谱系学”向“伦理谱系学”的转变。

福柯1976年发表的《性史》第一卷以及同时宣布的六卷本的《性史》研究规划，其性质可以定性为“生命权力谱系学”研究。

而1984年发表的《性史》第二、三卷则转向了古希腊罗马的性伦理的“伦理”研究。

福柯由基督教的性道德经验与欲望主体的性史继续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公元4世纪，考察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古希腊罗马人对性的经验和姿态，以及在他们那里是怎样关注快感与行为并通过精神操练和德性塑造将自己构造成道德主体的。

根据每个时期的伦理实质、伦理义务的方式、伦理实践方式以及伦理的目的四个方面的区别，福柯的“伦理谱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时期：风格化的前柏拉图时期；伦理反思的柏拉图时期；“自我文化”黄金时代的罗马时期；道德禁忌的基督教时期；以及解放欲望的现代社会。

我们如何被建构为我们知识的主体?

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行使权力关系或屈从于权力关系的主体?

我们又是如何被建构为我们行动的道德主体?

这段话可以视为福柯对自己毕生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我们进入福柯哲学思想的最佳引言。

（来源于张旭《思想的探险——哲学的十三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