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付的车费与生命的代价：谁之过？丨中听

评论员 董芳芳

一次打车时误付的1010元，一场冷漠的拒绝，一次未能实现的求助，最终令河南鹤壁18岁少年小郭，以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们必须承认，悲剧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但这起偶然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法律救济的缝隙、社会共情的缺失，以及年轻人心理韧性教育的紧迫性。

从法律层面看，司机多收的910元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小郭家属的诉讼请求完全合法合理。然而，司机在明知多收款的情况下选择沉默，甚至拒不出庭，这种冷漠已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对人性底线的挑战。

当地警方在此事中的动作也有必要商榷，按照程序，尽管警方只提供车牌信息是属于程序合规，但面对一个初到陌生城市的18岁年轻人，如果能多做一步，例如协助联系运管部门或平台，或着找到司机促成两人沟通和解，这样的话，结局会不会就不同？制度救助的温度，其实就体现在这些“多做一步”中。

当然，舆论场中也不乏有指责少年心里承受能力太差的，为了仅仅900多想不开。可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钱在他心里的分量。且在后续的媒体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少年父亲患病在家，家里仅靠母亲打零工维生。一个拮据家庭里出来的内向小孩，初入社会便遭遇人性的“恶意”，求助无果，最后在绝望中走了极端。

在心理学上，青少年本来就会因为前额叶皮层未发育完全，冲动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经济压力、社交孤立等外部因素，出现极端行为的可能会大大提高。同样在2016年，山东农村出身的98年女孩徐玉玉，因大学学费被骗，在去报警的路上伤心欲绝，心脏骤停而亡。此类事件中固然有受害者“脆弱”的因素，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成为这样？家庭、学校等是否教会过他们如何面对挫折？

时间无法倒流，但我们可以从此刻开始未雨绸缪，对那些沉默的求救信号更加敏感，对跌入黑暗中的年轻人伸手，用人性的柔软去调和法律的刚性。因为每个人的一点点善意，都可能成为他人生命中，坠向深渊前的“刹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