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人世间》接纳《囚犯》——“汪曾祺在上海”之六

包括《人世间》在内的上海进步文学界善意接纳了“京派”后起之秀的汪曾祺。

汪曾祺1947年在上海

汪曾祺在沪期间，曾三次短途旅行到外地。一次是1947年春跟致远中学几位同事畅游杭州。这次经历未写入小说，只在1989年一篇散文中略为述及。另两次是1946年夏去镇江看望在那里行医的父亲汪菊生，以及1946年底至1947年初去扬州（汪父第三任妻子任氏娘家）与亲人团聚。他在“听水斋”完成的好几篇小说都写到这两次镇、扬之行，其中《囚犯》很值得一说。这个短篇发表于凤子（封季壬）主编的《人世间》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特大号”，收入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出版的《邂逅集》（汪曾祺平生第一本自编短篇小说集）。

《囚犯》写“我”和父亲走出临河的某小城，下河堤，过浮桥，挤上河对岸的长途汽车，半小时到江边，再换乘过江轮渡。由上述细节推测，这应是写1947年初过完春节，汪曾祺和父亲一道离开扬州，先乘运河大堤上的汽车到江边码头，再坐过江轮渡到对岸的镇江。

小说写到父子二人登上轮渡，进入“小房舱”喝茶，便戛然而止。最后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离开我的父亲，到一个大城市中去”，暗指汪曾祺在镇江告别父亲，连夜返回上海。

《囚犯》至少有一半篇幅描写久别重逢的父与子微妙的情感波动。“这个离别的十年，这个战争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还是不小啊！家庭制度有一天终会崩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感慨，可谓一篇之“文眼”。

明明是小说，《人世间》编者却将其定性为“报告”，显然是要凸显小说另一主线所揭示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隔膜与敌对、底层士兵的困厄以及群众对兵士的嫌弃，以呼应当时社会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

该期《人世间》编得很用心。一些原本“决定排入”的稿件由于特大号的关系“不得不挪至下期”，杂志也推迟十天出版。凤子“希望以后都能维持‘特大’的面目，自然更希望在质的方面，也能维持二卷一期的水准”。在此背景下推出《囚犯》，且用粗体字排在目录显要位置，居茅盾、王任叔、郭沫若、许寿裳、徐迟、赵景深、胡风之后，臧克家、萧乾、戈宝权、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足见编者对它的赏识。

《人世间》“特大号”

《人世间》杂志社设在四川北路118弄南仁智里45号（武昌路口），从书店林立的福州路和棋盘街出发，沿四川路桥移步至苏州河对岸，再有两三分钟便可走到。据凤子回忆，“编辑部每月召开一次编委会，也就是发稿会，决定发的稿件早在上一次编委会上议妥，分头组织来的稿件早已交换审定，发稿会一边研究个别需要讨论的文章和下一期选题，同时负责版面的丁聪就当场画版式”。召开编委会的地点并非南仁智里，而在凤子居住的“北四川路万岁馆五楼那朝南的大屋子”。通常一上午就能商定所有编辑事务，然后大家“一块上北四川路一家小馆吃一顿粤式中餐”。这些人聚在一起，自然会谈到新近从昆明来上海、正天女散花一般在平津沪三地发表小说散文的青年作家汪曾祺。

《人世间》编委包括凤子、丁聪、马国亮、李嘉（后改为冯亦代），但“实际上从筹备到每期定稿，叶以群既是经理又是编委会的主持者”。在《人世间》辟出“报告”专栏并将《囚犯》归入这一特殊文体，很可能就是三四十年代一直高度关注“报告（文学）”的叶以群的主张。叶以群1947年11月14日秘密护送郭沫若离沪赴香港，他完全有时间指导一个多月前出版的《人世间》特大号的编排。

对主编凤子来说，汪曾祺并非文学新人。现存汪曾祺1940和1941年最早问世的两篇小说《钓》和《翠子》，就由当时跟孙毓棠一起住在昆明的凤子经手，发表于她在繁忙话剧活动间隙兼职编辑的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

四十年代初凤子编发汪曾祺稿件，照例通过沈从文举荐。但六七年之后，在上海的凤子与在北平的沈从文闹过一场老大的不愉快，她再度编发汪曾祺文稿，就无需沈从文推介了。

大学毕业时的凤子

1946年11月13日上海《侨声报》头条转载“本报北平通讯”《沈从文论作家》，几个小标题十分抢眼，诸如“大后方文艺界唯一收获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上海出版物就是印刷好”“不赞同闹运动”，以及“巴金、茅盾都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飞莫斯科，像凤子穿得花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读朗诵诗”……虽然沈从文很快申明该长篇采访录“断章傅会，都成瞎说”，但一经发表，还是严重刺激了一大批身在上海的作家。

凤子次日便投书《侨声报》，“读十三日贵报第三版所载沈从文先生谈话内称，‘凤子穿得花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读后不胜诧异。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但此事无中生有，全系捏造，不得不请贵报代为更正是荷。”凤子仅就采访录涉及自己的部分有所辩驳，对其他内容未置可否，但一句“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已清楚表明她此时对沈的强烈不满。

这以后南北文坛对沈从文及其“集团”的“围攻”愈演愈烈，但凤子和她主编的《人世间》不计较汪曾祺是沈的爱徒，只看作品质量与倾向，隆重推出小说《囚犯》，确实难能可贵。

汪曾祺未被“京海之争”40年代后半期余波所殃及，算是一大幸事。包括《人世间》在内的上海进步文学界善意接纳汪曾祺，更冲淡了他作为“京派”后起之秀的单一身份定位，使其在文学史现场的归属与色彩变得多元而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