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丨败德之物：十八世纪英国文艺与瓷器的「女性化」

NO.536

July

22.07.2025

一件静静伫立在房间一角、毫无生机的物品是如何被性别化的？我们如何决定花园里的一块鹅卵石或阳台上的洗衣机是「男」是「女」？思考物品如何被性别化，需思考物品如何与人互动，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与挪用、被赋予意义。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当我们将一件物品的外观质地、创造与使用的情境与特定社会建构下的男性特质或女性气质相连时，该物便被我们「性别化」」（gendered）了，随着文化差异与时代变迁，同样的物品亦能被编码成不同性别。换言之，加诸在物品上的性别建构，反映了由特定社会文化所生产的性别观念。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瓷器如何在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热」（China Mania）脉络中被挪用成女性化之物，成为女性品德的隐喻。

美丽脆弱、无用无德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常见将瓷器的物质特征连系至女性的身体特征，英京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年）的诗作《致某夫人，论她对古瓷器的迷恋》（To a 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 1725年）即是一例。诗中将瓷器白净光润的质地描述成「如女人一般」（the types of woman-kind），并讽刺如此精致的质地缺乏实用价值，相较之下，朴素坚实的陶罐则如同身躯强壮的男人（He’s a strong earthen vessel made），可靠耐

用。

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年）在1714年的散文《恋人》（The Lover）中亦直言瓷器毫无用处（China-Ware is of no use）。他批评没有收入的妻子们透过将实用的衣物偷偷卖掉，绕过丈夫的经济控制，换取一堆脆弱无用的器皿，却又因其脆弱而惊诧：

「我建议我的女性读者们远离这些易碎商品，至少得等到她们的哲学修养足以让她们在一只

茶壶或瓷杯被摔碎的时候仍不耍脾气。」

瓷器易碎的质地也被用来隐喻女性不洁的操守，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年）《妓女历程》（A Harlot’s Progress, 1732年）系列版画的第二幅即是一例。画中犹太富商的情妇穆尔（Moll Hackabout）刻意在丈夫面前翻桌制造混乱，好帮助窝藏的情夫逃跑，碎了一地的茶壶隐喻穆尔破败的道德。英国诗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的叙事诗《秀发劫》（The Rape of the Lock, 1714年），则以摔碎的瓷器隐喻女主角失去了贞洁。瓷器与女性不贞的连系实可上溯至十七世纪，英京剧作家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 1641-1716年）著名的喜剧《乡村妻子》（The Country Wife, 1675年）是常被讨论的例子之一。剧中好色之徒霍纳（Horner）常邀请有夫之妇参观他丰富的中国瓷器收藏并借机偷情，其中一位偷情对象——菲吉特夫人（Lady Fidget）——解释为何「参观瓷器」足以引人红杏出墙：「我们上流女人从不认为自己有够多的瓷器」（For we women of quality never think we have china enough.），永远买不够的瓷器成为女性放荡性欲的隐喻。这句台词也反映了中国瓷器在英国市场的数量变化，从十七世纪初的稀有珍货，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时成为各社会阶层竞相拥有的流行之物。

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妓女历程》第二幅

（A Harlot’s Progress, Plate 2）

约1732年，蚀刻版画，31.6cmx37.9cm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瓷器购物狂：拜物与鉴赏的对立

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瓷器，与此呼应，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流行的居家风尚之一，是炫耀性地陈列大量瓷器。经典的例子见于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Daniël Marot, 1661-1752年）为荷兰省督与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年）及其妻子玛丽二世（Mary II, 1662-1694年）所设计布满瓷器的壁炉架。瓷器在壁炉架上排列得整齐与否亦可能具有特定的性别隐喻，例如亚瑟·戴维斯（Arthur Devis, 1712-1787年）在《约翰奥德、他的妻子安妮奥德、长子威廉与一名仆人》画中，透过整齐且对称排列在壁炉架上的瓷器隐喻奥德家族女主人端庄贤淑的气质。 规模庞大的进口数量使瓷器展示不限于欧洲上流社会，亦逐渐走入经济宽裕的中产阶级家中，一般百姓亦有能力购买些许瓷器布置家里或日常使用。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威廉与玛丽成为英国共治君主，玛丽将瓷器装饰带入伦敦肯辛顿宫与汉普顿宫，从而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掀起了购买大量瓷器装点居室的潮流。 尽管男性亦收藏瓷器，女性仍被刻版地视为这股潮流中的主要消费者，购瓷热潮也被贴上女性化的标签。

丹尼尔·马罗特（Daniël Marot）

《壁炉架设计》（Design for a Mantelpiece）

约1710年，蚀刻版画，24.5cmx16.7cm

荷兰国家博物馆

亚瑟·戴维斯（ Arthur Devis）

《约翰奥德、他的妻子安妮奥德、长子威廉与一名仆人》

（John Orde, His Wife, Anne Orde (née Marr), His Eldest Son, William, and an Unnamed Servant）

1754-1756年，油画，94 cm x96.2cm

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

荷兰艺术收藏家莎拉·罗瑟（Sara Rothé）的娃娃屋瓷器厅细节

扬·梅杰（Jan Meijer）

《莎拉・罗瑟的娃娃屋橱柜》

（Kabinet met poppenhuis van Sara Rothé）

约1743年，木头、铜，255cmx210cmx73.5cm

海牙艺术博物馆

大量的瓷器充斥市场进而堆积于室，强化了男性视角中瓷器的装饰性质等于无实用性的批判。在他们眼中，瓷器热症是一场肤浅的狂欢，而永远都嫌买不够的女人则是不知餍足的群体，她们渴望瓷器的眼神在当时也成为批判对象。英国诗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 1677-1720年）刊在1711年《旁观者》日报（The Spectator）的信，即将热衷瓷器的眼神形容成是痴迷而不理性的「女性之眼」（female eye）。这样的「女性之眼」亦再现于威廉·霍加斯的画作《高雅生活的品味》（Taste in High Life, 1742年）。画面中央的妇女以指尖捏着一只小瓷杯，面带诡谲微笑地向一名装扮浮华、手持瓷碟的男子微微鞠躬。这名男子的装扮暗示其同性恋身分，与女性瓷器消费者一样，在当时都被视为是品味虚假、肤浅消费欲望的象征。艺术史学者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指出，这名妇女的眼神以及紧盯着茶杯的男子目光，均展露出「痴迷消费者的凝视」（the ogling eye of the obsessed consumer），而非鉴赏家、收藏家拥有的超然目光（disinterested gaze）。值得一提的是，《高雅生活的品味》原作由伦敦艺术赞助人、曾有英国最富有女性之称的玛丽·沃克（Mary Edwards, 1705-1743年）订制，意在嘲讽她看不惯、感到荒唐的女性「瓷器热」。(亦有一说是为了报复曾嘲笑过她的「朋友们」)。

塞缪尔·菲利普斯（Samuel Phillips）

《高雅生活的品味》（Taste in High Life）

（翻刻威廉・霍加斯 [William Hogarth] 的油画）

1798年，蚀刻版画，38.7cmx46.7cm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将物品性别化，不仅是将其纳入女性或男性的静态分类中，更是依据特定的文化逻辑生产差异性，进而界定身份。异国情调与女性消费者的结合，使瓷器在男性（及部分女性收藏家）眼中成为令人疑虑的「他者」。大量充斥英国市场的瓷器与为之着迷女性购物者，共同构成了削弱社会与经济的力量，仿佛从男人的皮夹乃至整个国家的根基都要被这些「他者」掏光。上述文学与视觉材料批评女性消费者的双眼被物欲蒙蔽，强调她们只知强迫性地购买、过度囤积，而不知分辨鉴赏，她们肤浅饥渴的眼神与收藏家受过教育的理性目光、透过知识建构的系统性收藏大相径庭。在此脉络中，大量堆积与区分品鉴的差异构成了消费与收藏的区别，瓷器成为评断女性身体与社会价值的媒介，其光洁的表面映照出当时英国社会对大量充斥的异国商品（与背后的贸易失衡）和女性成为消费欲望主体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