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讯 | 文明对话是处理分歧的最佳方式——访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高畅

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从古至今的共同愿望与期盼。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的今天，文化误解现象时有出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成为时代潮流的应有之义。7月10日，习近平主席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引发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会议间隙，本报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高畅（Au-gustin F. C. Holl）。“这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作出的重要承诺。”谈及近年来中国为维护文明多样性作出的贡献，高畅颇为感慨。在高畅看来，倾听与合作是破解全球困局的关键。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两周年之际，中国选择对话，展现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文化视野，尤为难能可贵。

让非洲传统文明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文明”二字的界定，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您如何看待“文明”这一概念？有人认为，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相互交融。对此您有何看法？

高畅：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特征、品质，拥有不同的规模。事实上，文明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因为它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现实维度，例如价值、规范、制度等。文明也关系到一个特定民族或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身份认同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文明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本身不能发起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和对话。发起接触和对话的，是文明所属的国家或民族。当我们说“文明之间展开对话”时，我们走了一条语言表述方式上的“捷径”。

显然，若缺失传统文明和文化遗产，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这是今天非洲所面临困难的根源之一。实际上，昔日，许多非洲本土传统文明遭到摧毁。非洲人正在努力修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让传统文明和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并为实现可持续现代化奠定基础。

“优越情结”导致种族不平等理论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之于建设和平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畅：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是处理分歧、解决问题、维持各国良好关系和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从2025年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依旧试图维持它们的霸权。鉴于此，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对话是维护和平的重要途径。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永远无助于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多样性之于人类发展和全球繁荣至关重要。然而，多样性也意味着差异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文明自认为比其他文明更优越，并试图主导世界。能否请您谈谈相关问题？

高畅：一些人类学家使用绝对他性（alterity）这一概念来指代文化实践中的深层次差异。文明多样性是不同文明形态演进的结果。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部分，文明多样性也是人类作为生物物种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当人类文明中的某一文明将自己置于其他文明之上，并决定将自身“文明”强加于其他类型的文明时，问题就出现了。这也是“文明优越论”的表现。

这种情形乍一看可能令人惊讶，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是较为常见的。例如，在欧亚大陆西部，从中东到西欧，把自己的“文明”强加给他国的行为尤其常见。纵观历史，可以列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腓尼基人向地中海扩张，并建立殖民体系；希腊人、亚述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欧洲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不少欧洲人自称的“文明使命”是建立在欧洲人对其文化特征秉持的“优越性”信念之上的。一些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而言，“优越情结”导致了种族不平等的理论化。

历史上，欧洲的殖民计划基于一种固有但却错误的观念，即欧洲人可以将其他地域的人口群体从自身缺陷中拯救出来。欧洲人对海外土地的占领导致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多次种族灭绝，以及对当地文化多样性的破坏。值得庆幸的是，关于被盗文化宝藏归还的例子表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开始觉醒，这为全球文明共生共荣带来了更多希望。

历史证明“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该理论在国际关系界饱受诟病。对此您作何评论？

高畅：亨廷顿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本质：它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几大文明走向及其关联的预测。在亨廷顿看来，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出现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冲突”为特征，文化和宗教差异将取代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我认为，亨廷顿过于放大了文化和宗教差异之于世界秩序的“驱动力”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出色作用，展现了真正的外交智慧。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无需赘述，它们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坚守文明对话与维护人类和平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