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富二代，扎堆进体制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现象？ 江浙那边的老板，无论企业有多大，都喜欢把子女送往公务员系统。

　　尤其是送进公检法系统，哪怕没编制也行，即便当个没保障的劳务派遣，也会被富商父母引以为荣。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江浙地区，企业家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拥抱体制。

　　他们对子女职业规划的独特选择，是否折射了当前营商环境中，一些需要注意的深层逻辑？

　　放着亿万财富不继承，非要拿着几千的月薪，这种反常的职业选择背后，蕴含了中国式商业智慧的生存法则。

　　首先要承认，这种职业规划，反映出企业家对“制度性保护”的渴求。

　　在商业实践中，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难免会遇到各类法律纠纷或行政检查。

　　从合同纠纷到税务稽查，从环保评估到消防验收，任何环节都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绊马索”。

　　有亲属在相关系统任职，相当于在企业与政府之间，架设了一条“绿色通道”，

　　都不必奢求特殊照顾，只需确保在关键时刻，让人知道自己也能搭上话，不能随意刁难，应该公平对待。

　　仅仅是这种“不被卡”的状态，在商业竞争中就已构成巨大优势。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映射出某些地区“关系网络”的特殊价值。

　　在“熟人社会”传统深厚的商业环境中，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

　　公检法系统的内部人士，能够提供权威的政策解读和程序指引，帮助企业规避潜在风险。

　　如在环保标准调整前，提前获知信息；或在法规变动时，第一时间掌握实施细则。

　　这些无形的信息优势，会转化为商业决策的先机，往往比直接的权力干预更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安排正在形成新的社会流动模式。

　　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被创新为“商而优则子女仕”。

　　由于体制门槛的不断加高，企业家不再追求自身的政治身份，而是通过代际分工，实现家族资源的多元化配置。

　　一个典型的江浙商业家族，往往这样安排：父辈经营企业，子女进入体制，形成“商场+官场”的双轨布局。

　　这种配置既保持了商业资本的持续增值，又获得了体制内的话语权和信息源。

　　而公检法系统之所以成为首选，与其权力特性密切相关。

　　相比其他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权力，更具确定性和专业性。

　　一个基层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权，一个检察官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往往直接影响企业重大利益。

　　这种有行业门槛的专业权力，不像行政审批那样容易受到舆论监督，也不像基层执法那样随意性较大。

　　既能为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又不易引发权力寻租的质疑。

　　因此这种专业化的趋势，也催生了特殊的职业发展路径。

　　不少有家底的年轻人，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会选择相对清闲的岗位，保留大量精力参与家族生意。

　　他们既不追求职务晋升，也不热衷权力变现，而是将体制内身份，视为一种“社会资本保险”。

　　之前老猫和某位苏州企业家聊天，老板的儿子在区检察院工作。

　　某次和他儿子聚餐，这位二代可能可能一时兴起，说起了一些心里话：

我的工作价值，不在于办多少案子，提到什么级别，而在于父亲和客户吃饭时，能不经意地提到'我儿子在检察院'这句话。

　　这种现象的普遍化，正在重塑地方商业生态。

　　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公检法亲属网络”为节点的商业信息圈。

　　某个政策动向，可能通过这样的非正式渠道快速传播；某种商业风险，也可能通过内部提醒及时规避。

　　这种非制度化的信息交换机制，客观上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但也造成了新的市场壁垒：没有体制内关系的企业，可能永远慢人一步。

　　从长远来看，这种代际职业选择，也反映了企业家对法治化进程的复杂心态。

　　他们既期待更加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又不得不在过渡期，采取自我保护策略。

　　正如一位温州商人所说：我们把孩子送进体制，不是想破坏规则，而是怕别人先破坏。

　　这种悖论式的选择，恰恰是当前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生动写照。

　　随着“放管服”的深化和法治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体制内改革的不断推进、网络监督的配合，这种特殊现象已逐步弱化。

　　近年来，党也多次强调：要保护民企企业家，对彻底否定民营资本的过激言论，要进行舆论纠偏，还要批判某些极端言论。

　　大家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但二代扎堆进体制，期望获得某种信息优势，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也从宏观上说明，完善产权保护、规范行政执法、增强司法透明度，仍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每个企业都能平等地获得制度保护，企业家们自然无需像过去那样，将子女送进体制作为“商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