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1955年建议：对外援助需量力而行

1955年冬，北京外交部办公室内，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笔疾书。

窗外寒风凛冽，信纸上却字字滚烫：“我国经济尚在恢复，对外援助必须量力而行……若受援国政权更迭，一切努力恐付诸东流。”

这份直陈中央的建议书，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新中国外交的激流中，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

工人之子到外交舵手

张闻天的外交理念，深植于其跌宕的革命生涯。1925年，这位上海浦东贫苦农家出身的青年，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研习马列理论时，便展现出务实倾向。他拒绝照搬苏联模式，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主张。1935年遵义会议上，正是张闻天力主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扭转了党和军队的命运。历史学者评价：“若无张闻天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中国革命或走向歧途。”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政合江省的经历更塑造了其经济思想。面对战后凋敝，他独创供销合作社“按股分红”模式：佳木斯三家铁工厂实行“资八劳二”分红制后，军工订单超额完成，劳资矛盾迎刃而解。这种立足国情的务实精神，成为他日后外交主张的底色。

“勤俭办外交”的破冰之举

1951年出任驻苏大使，张闻天开启外交生涯。彼时中国驻外机构尚在草创，他带头降薪三分之一，将工资上交国库，更严控使馆开支。某次接待国内代表团，工作人员拟订盛宴菜单，他提笔划去珍馐：“四菜一汤足矣，省下钱买建设物资！”

这种节俭绝非吝啬，而是基于清醒的国力认知。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他直言：“我国工业化刚起步，钢产量不及美国零头。外交经费每一分都来自人民血汗。”

1954年升任常务副部长后，他建立调研制度，要求驻外使馆专注研究驻在国政局稳定性，为援助决策提供依据。某次讨论援非项目，他反问经办人：“若该国三年内政变，我们修的铁路归谁？”

上书减援的风暴

1956年前后，中国对外援助进入扩张期。截至1958年，中国已向朝鲜、越南、蒙古等21国提供工业项目援助，其中仅援越抗法战争便耗资200亿法郎（约合当时4亿美元）。张闻天在内部会议上忧心忡忡：“国内农民尚在饿肚子，却要援建外国钢厂！”他援引印尼案例：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援建纺织厂，次年印尼政局动荡项目搁浅”

最激烈的争议聚焦对阿（尔巴尼亚）援助。阿方索要全套军工设备，张闻天坚决反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反复无常，今日援助明日可能反目！”但当时为突破西方封锁，中央仍批准了项目。历史给出残酷答案：1978年阿方撕毁协议，中国援建的167个工厂大半停产。

未被采纳的远见

张闻天的减援主张，与当时“以援助换外交”的主流思路形成强烈碰撞。周恩来曾委婉提醒：“闻天同志，外交要有战略耐心。”毛泽东更强调：“我们困难，新独立国家更困难。勒紧裤带也要支援兄弟！”

深层分歧在于战略判断。张闻天认为民族主义政权具有脆弱性：“新兴国家上层多亲西方势力，政权更迭如家常便饭。”他主张聚焦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援助规模。而中央则着眼打破外交孤立，将援助视为争取第三世界支持的关键筹码。

这种分歧在1959年达到顶点。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批评经济冒进被撤职。离任外交部前，他留下最后的谏言：“对外经援要量力而行，否则拖垮自己，养肥别人。”此后中国对外援助持续攀升，至1978年受援国达66个，1973年对外援助支出甚至占财政支出6.9%，远超国力承受范围。

晚年在经济研究所“冷藏”期间，张闻天仍笔耕不辍。1971年某日，当广播宣布某受援国政变消息时，他对妻子刘英苦笑：“你看，又是一笔水漂。”此时距他提出减援建议已过去十五年。

并非所有预言都应验。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十年援助建成坦赞铁路，至今仍是中非友谊象征。但更多案例印证其忧思：1971年乌干达阿明政变后，中国援建的农场被没收；1979年越南反目，所有援建项目化为敌资。

张闻天病逝前将补发的工资悉数交党费，实践了“勤俭”誓言。其外交思想遗产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审视。1980年邓小平指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1995年中国改革援外方式，引入优惠贷款等市场化手段。

当年张闻天倡导的“效益优先”“风险管控”，已成今日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这或许是对这位孤独先知最好的告慰。

【参考资料】《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对外援助70年》（俞子荣著，中国商务出版社）《张闻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研究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