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游彪老师：《宋代社会的切面》后记

在《宋代社会的切面》的最后，有一段特别的出版后记。

这是一位学生兼编辑，在完成恩师遗著的动情落笔。书已付梓，游老师却已远行。那些一起做学术与日常的的点滴，共同打磨书稿的记忆，如今都化作一页后记中的字字句句，悄然传递。

这一篇后记，不仅记录着一部学术著作背后的点滴细节，也承载着一个学生对恩师最深的怀念与敬意。今天，我们将这段后记单独刊出，只愿更多读者能读到这份来自历史学术世界的温度与回响。

出版后记

2014 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虽然我的专业方向是清史，师从倪玉平老师，但在校期间亦颇受游彪老师照顾。每学期我必去听游老师的宋史课。游老师的授课风格别具一格，一个学生站在讲台上，游老师则与其他同学坐在讲台下。在讲台上的学生要为听众们读《文献通考》的一章，并对史料进行剖析解释；游老师则会随时提出问题，犀利地“拷问”学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解释吧！”学生经常被“拷问” 得汗流浃背（包括我）。如果学生解释不清楚，游老师就会讲给大家听。遇到有意思的问题时，游老师会发动全班同学讨论，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有时说到兴奋之处，老师会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舞足蹈，冲到黑板前，给大家写起板书，并滔滔不绝地讲着。这种读书班加沙龙式的授课方式，很受学生们喜爱。游老师说，这也是他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上课方式，只是有一点不同——日本教授会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和学生们研读史料。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游老师的这种授课模式，是在用心地训练学生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我在课上读的是《文献通考》中的《市籴考》，为此，我基本要提前数天温习，认真地做笔记，查阅大量论文资料，然后做成课件，在上课时演示。可想而知，若是有一丝马虎，便会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出来；若是在解读史料时犯了低级错误，便会被游老师毫不客气地批评。但我纵然万般仔细，还是经常会被老师“刁钻”的问题问倒。

“读史料一定要认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哪怕是句读的标点符号也不能放过。”这是游老师经常对学生们强调的，只有一字字地“抠” 史料，才能“抠”出问题来。毕业后，我虽未能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游老师的教诲仍使我获益匪浅，因为编辑同样要“抠”稿件上的每一个字，审校稿件自不必说，有不少选题思路，也是从稿子里“抠”出来的。

工作后，游老师依然对我关爱有加，时不时叫我去吃饭、打牌，其间对我的生活、工作嘘寒问暖，有时也会高兴地跟我分享他最新的学术发现。师恩难报，我也一直想为游老师做点什么，既然干的是编辑，那索性就给老师出书吧。不过，我一直从事大众历史图书的策划出版工作，要面临市场和利润的压力。因此，游老师想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我无能为力。

但我发现，游老师的《宋代特殊群体研究》一书，行文并不晦涩，即使是大众读者亦能阅读。同时，本书也很具体地从宋代的几个群体切入，为读者形象地阐释了教科书上对宋朝特点的概括：“冗官冗兵冗费” “积贫积弱” “商业发达”。

宋代的皇族和高官的子嗣，是可以不经过科举而直接获得官位的，这被称为“荫补”。这种制度是皇帝为了笼络贵戚官僚而设的，它是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许多“二代”们仗着父祖荫补，不学无术却忝列朝堂。许多官员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获得特权，丑态百出，比如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官员致仕（退休）时，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荫补，但如果在任上病逝，就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于是有的官员在致仕前去世，家人便秘不发丧，就是为了等朝廷的致仕诏命送到；还有的官员行将就木，但在床上吊着一口气，硬撑了数月，等到朝廷的致仕诏书发到，才肯“瞑目”。读到此处，我哭笑不得。

宋朝是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乱世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统治者极为惧怕武人作乱，这不仅体现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上，也体现在国家有关士兵的各项政策上。游老师在书中提到，宋朝皇帝对于军人有一种“恐惧症”，不仅对高级的将官怀有这种心态，对低级士兵也是如此。宋朝本着应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的思路，将大量无业游民纳入军队，但出于“军人恐惧症”，宋朝“养兵”极为阔绰，很多士兵进入军队系统中，朝廷就会供养其终身，可谓拿到了“铁饭碗”。久而久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原本宋太祖设计的对士兵考核的拣选制度也逐渐失效，士兵素质下降，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通过对贵胄子嗣和士兵的观察，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宋朝会“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了。

至于宋朝的商业如何发达，游老师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为读者呈现出来：僧人和道士。按说，这些出家人应该是潜心修行、远离尘世的，但游老师在书中告诉我们，至少在宋代这完全是“刻板印象”。僧人、道士多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售卖商品、行医、开店、放高利贷，有些僧道甚至是当时知名的大商人。这种现象无疑是宋代商业发达的见证，同时背后也体现出宋朝国家权力的渗透：相比前朝，僧人、道士的许多免税特权被取消，成为须纳税的“寺观户”，出家不出国，于是僧道自然也逃不出 “世俗”的掌控。

除了通过本书对宋代的历史能有深刻了解外，我认为大众读者也能鉴古知今，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精神有所体悟。宋朝面临“三冗”困境，进行了数次变法，其本意无非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加强统治；将僧道纳入征税对象，也是皇权加强对民间汲取力度的表现。诚然，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维护赵宋帝制。而我们以今日的现代价值观角度来看，从这些历史中看到的，应该是对于公平的追求。游老师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公平”二字：仕宦子弟通过荫补就能当官，这对于通过科举晋升的寒门子弟来说，显然极不公平，科举出身的范仲淹等人极力反对荫补特权，并推动改革将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削减。僧道拥有免税免徭役的特权，这在当时也被士大夫诟病，也是推动对他们的特权进行改革的因素之一，游老师对此评价：“既然都是大宋子民，至少全国的有产阶级都应该有负担赋税和徭役的义务，而不仅仅只是国民的部分人。”士兵也应凭自己的武艺本领，优者晋升、劣者降汰，而不应统统吃着“大锅饭”，只有维持选拔制度的公平，才能保持军队战斗力。可见，在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们就已经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公平，而这一点，才应该是我们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精神。

因而，我觉得本书别开生面，从三个切面观察宋代的社会，能为大众读者形象、深入地剖析宋代社会的本质。故而经过游老师的同意，将主书名改为“宋代社会的切面”再版，为有别于原版，我还建议老师增补一些新的内容。游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并拒绝了一家很有名的学术出版社的邀约，赐稿于我。

能将这本学术著作以面向大众市场的角度出版，也要感谢我供职的工作平台后浪出版公司，尤其是主编张鹏老师的支持。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将学者的学术著作推向大众，无疑是需要情怀和勇气的。

而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一个意外的事件影响到了我。从 2024 年 8 月 开始，游老师就时不时催促我能否快速将书稿出版，我答应后加速审稿，但游老师一直不肯告诉我他为何那么急切。直到 11 月 7 日，倪玉平老师才告诉我，游老师病重，他现在唯一的愿望是能看到这本学术专著付梓。

这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可把我急坏了，由于出版流程烦冗费时，书稿在短期内不可能正式出版，如何能让游老师看到书？我心急如焚，早就听一些前辈编辑老师说过，有些年纪很大的作者由于身体欠佳，为了能让他们看到书稿出版，编辑日夜加班。但我万万没想到，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我更不愿意相信的是，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正值壮年的游老师身上。

在这关键时刻，我的同事们无私地帮助了我。编辑王晓晓、李文晋加班加点，帮我一同审校了书稿的文字。设计师陈威伸在 15 日的晚 9 点做出了封面初步的设计方案，并加班到 12 点进行修改。排版肖霄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把书稿完全上版。随后印制祖静静在两天内完成了调纸、联系印厂等工作，做出了两本样书。

11 月 29 日，我拿到样书后，火速赶往医院。游老师此时已不能说话，但意识清醒，他看到了样书，双眼放着光，一只手竖着大拇指，一只手对着我比画。我从老师的口型中得知，他打算把书送给朋友，我对着老师的口型一一记下。走出病房，我坐在地上哭了半个小时。

12 月 8 日凌晨，老师仙逝。

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们，如果没有他们施以援手，我是绝无可能了却老师的心愿的。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游门的诸位师兄弟。刘云军教授、孙健副研究员审核了书稿审校中的一些修订，张新焱博士、李寒箫博士帮我找到了日本的参考文献，方便了我对稿件进行校对，并解答了我在审校稿件时遇到的一些疑问。游老师性情任侠，老师的学生们同样讲义气，再次感谢他们的帮助。

“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应该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是大学里的教材和参考书，而应该是让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常识，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这是游老师的《赵宋》（《正说宋朝十八帝》再版）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他在给我赠书时将其中一部分写在了扉页上。我将这段话置于本书的扉页上，既是为了纪念老师，也是为了实现此次将老师这本学术著作推向大众的出版初衷。

就在我写就这篇出版后记时，老师的论文遗稿《论清代民间社仓制度的实践及其变异—以重庆市合川区涞滩二佛寺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25 年第 2 期发表。

斯人已逝，文章千古。本书的出版，也是我这个学生和编辑唯一能为老师做的事了。

学生 贾启博

2025 年 3 月 20 日晚于纳福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