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爱凌加入Benchmark？假的

在和投资人交流的时候，我经常习惯性地问上一句：你有榜样吗？最热门的答案，就是Benchmark。对，就是投了Manus那家VC。

在很多人看来，Benchmark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风险投资基金。他们目光毒辣、嗅觉敏锐，总是能够在行业的最早期阶段，找到那个最有能力定义整个行业的创业者，吃到最多的增长红利。与此同时，他们高度克制，坚持精品路线，自成立以来每支基金的规模基本都维持在5亿美元左右，几乎从不考虑所谓的“周期”问题。

最关键的是，Benchmark设计了一套“高度平权”的组织架构，没有明确的老板、没有多余的层级，合伙人在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上完全平等。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设计规避了很多无谓的内耗，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投资人专注在自己的被投项目上。并且利益共享，就意味着风险共担，这种机制天然能筛选出更强烈的“认同感”和“信念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力量大”。

一体两面，“加入Benchmark”成为了一种“行业地位”的象征，因为整个流程漫长且苛刻。2014年加入Benchmark的合伙人埃里克·维什里亚（Eric Vishria），据说整个面试前后持续了十个月。

但现在，Benchmark似乎准备打破自己的常规。近日，有媒体爆料称中国自由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在冬奥会结束后加入Benchmark，担任高级投资经理（Senior Associate），Benchmark的灵魂人物比尔·格里（Bill Gurley）先是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这个消息，10个小时后又辟谣：我跟大家开一个玩笑。

打破常规为哪般？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出发，谷爱凌加入Benchmark肯定算不上什么意外。贝克汉姆、勒布朗·詹姆斯、奥尼尔、杜兰特、字母哥，大量功成名就的运动员都选择了“风险投资”作为自己职业出路之一。已经拿到过奥运会金牌，还经历过几次大伤，严重到“医生不确定我会不会醒过来”的谷爱凌，当然有理由为自己提前布局。更何况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就是一位华尔街精英，先后在雷曼兄弟、信孚银行有过任职，90年代末尝试回国做风险投资，撮合成立过一家叫做“东方伟博”的公司，号称“中国首家引进美国风险投资机制的信息技术企业”。

耳濡目染，风险投资肯定无数次出现在谷爱凌的职业规划之内。而且谷爱凌大概率委婉地暗示过这件事，在《时代》杂志的人物特稿中，谷爱凌说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叫做“数据收集模式”，正在尝试克服自己的“FOMO心态”，展望未来“自己心里已经有了退役后的理想工作”。

但向谷爱凌抛出橄榄枝的居然是Benchmark——这就太让人感到意外了，也是最容易“一眼假”地方。

正如上文所说，Benchmark之所以成为无数风险投资人心中的榜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非常理想主义、专业至上。整个团队里合伙人负责寻找项目、负责投后管理，所谓的中台、后台团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没有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按照Benchmark的合伙人彼得·芬顿（Peter Fenton）的说法，团队追求的是一种“乐队”状态，“当一位合伙人决定投资你的时候，你将获得我们整个团队的支持”。

其次，Benchmark另一个标志性的风格在于，他们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被投企业的日常管理当中，参与常规战略制定、招聘和组织架构设计、后续融资计划的拟定并定期，并定期评估被投创业者的表现。一旦Benchmark认为现在这位创业者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没办法带领公司做大做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创业者拿下，号称“创业者背刺大师”（the backstabber of all founders），经典案例包括2017年Benchmark通过不断施压，迫使时任Uber联合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提出辞职，以及2019年WeWork撤回IPO之后联合软银要求创始人亚当·纽曼（Adam Neumann）退出公司。

在这个前提下，只有经验丰富、人脉广阔、业绩过硬的人才有机会加入Benchmark。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经历了十个月漫长面试的埃里克·维什里亚，他是天才少年出身，19岁就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人类学的双学位，毕业没几年参与创业的软件公司Opsware就被惠普以16.5亿美元收购，自己则顺势加入了惠普成为了惠普软件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集团的副总裁。

合伙人萨拉·塔维尔（Sarah Tavel）的经历也很典型，在加入Benchmark之前塔维尔分别在Bessemer和Greylock工作过年，在Bessemer的职级是副总裁，在Greylock的职级是合伙人。在这七年里，塔维尔分别投中过Pinterest和GitHub，并且还在“肉身”参与投资，在Pinterest担任过三年的产品负责人。比尔·格里欢迎塔维尔加入团队的欢迎文章中，还格外强调：“我们精干高效的团队模式依赖于共同讨论、积极倡导和团队协作，以支持我们服务的创业者。每一位合伙人都需要带来独特的视角，同时提升团队的整体运作效率。”

相比之下，谷爱凌过于单薄了。除了老妈有过风险投资经历，能够佐证她“专业能力”的公开信息只有目前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美国高考（SAT）考出了1580（满分1600分）分的满分、每年暑假要回北京补习数学、在斯坦福大学里发起了一项叫做“Gu-League”的篮球联赛。这些显然与人们印象中的“Benchmark”门槛相去甚远。

并且更“打破常规”的是，在媒体爆料中谷爱凌加入Benchmark后得到的职位是“Senior Associate”，可以翻译成高级投资经理或者高级投资助理，在评论区中回复的比尔·格里也没有否认这件事。大量美国求职网站对这一职位的释义是：“Senior Associate”通常担任领导或管理职位，要求至少具备两到五年的专业经验，提供有关财务决策和投资策略的信息和建议。

Benchmark需要谷爱凌管理哪一方面的业务？谷爱凌可以为Benchmark这种级别的团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目前已知谷爱凌没有两到五年的风险投资经验，是否意味着Benchmark打算扩大中后台团队的规模，像行业里那些“普通机构”那样在市场、营销等业务层面发发力？我不知道。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谷爱凌应该是目前第一个公开以“SeniorAssociate”头衔与Benchmark产生联系的人。今年你问谷歌有关Benchmark的组织架构，Gemini仍然会告诉你“他们没有初级合伙人、助理或大型平台团队”。上面提到的塔维尔、维什里亚，无一例外都在一开始就拿到了“合伙人”身份。

世道艰难需出手？

虽然谷爱凌加盟是假，但Benchmark的生存哲学确实出现危机了。

目前风险投资行业对于Benchmark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首先，不少人指出Benchmark对于“精品VC”的执着有些过于不合时宜了：迄今为止，Benchmark保持着每2到4年推出一支新基金的募资节奏，平均每支基金的规模在4亿美元到5亿美元左右，无论从频次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A16z、Founders Fund、老虎基金等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独角兽们动不动就估值上千亿、融资上百亿的时代，这点钱让Benchmark只能停留在“投早投小”的状态，越来越难以参与后续轮次的投资。

知名创投媒体《The Information》的一篇深度报道就提到，Benchmark内部已经开始质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投早投小”策略是否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至少有两名以上的合伙人对于Benchmark没有足够的基金跟进项目后续投资而感到非常沮丧，并在内部讨论会上敦促团队拿出更加积极乃至“激进”的投资策略。

这篇报道直接点名了“Clubhouse”。《The Information》报道称Benchmark其实是最早接触到Clubhouse的风险投资机构，Clubhouse的CEO保罗·戴维森（Paul Davison）曾经在Bechmark短暂地工作过，担任类似于专家顾问的EIR（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但Clubhouse还是选择了接受A16z的投资，并且接受了由A16z主导的持续投资，估值快速飙升到了40亿美元，导致Benchmark彻底失去了跟进机会。

钱跟不上，决策速度也跟不上。自1995年成立以来Benchmark始终保持着个位数的团队规模，崇尚的决策是“毕其功于一役”，要投就投出个“稳准狠”。但在移动互联网创业潮之后，尤其是当下的人工智能创业潮，留给Benchmark慢条斯理寻找“信念感”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LP公开吐槽说：“竞争对手总是能在Benchmark来完成评估之前，就向这些公司发出投资邀约，更不用说匹配报价了”。

另一个主要批评在于，Benchmark的团队建设方式有些“过于理想化”了。“高度平权”的组织架构虽然能够让成员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业务上，让成员们更有团队意识，但反过来说能够以如此模式长期相处、共同赚钱的大概率是“同一类人”。Benchmark所追求的“通过增加新的合伙人带来独特视角”，高度类似于国足的“打平即可出线”，理论上完全有可能但概率不高。

尤其是2024年3月到2025年8月期间，至少有3名合伙人宣布离职，坊间一度盛传Benchmark只剩下了3位合伙人。福布斯时任高级编辑孔拉德（Alex Konrad）的表态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Benchmark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其中还有仅仅只工作了两三年的合伙人，这家老牌机构是不是要彻底推倒重建了？

当然，留在Benchmark的投资人都进行了反驳。彼得·芬顿表示：“当合伙人超过六位时，公司的运作就不太顺畅了。”Accel的创始合伙人帕特森（Arthur Patterson）也力挺说：“Benchmark现有的合伙人制度能够创业者带来巨大的价值，这一点仍未改变。”

但当创投环境出现变化，Benchmark的适应能力也一定会更差。比尔·格里就曾经说：“年轻人天然地成为奋斗者，老年人天然低固步自封。Benchmark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老一辈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把钥匙交给了我们。”彼得·芬顿更直白地表示：“想要成功模式得以延续，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历一次‘创造性破坏’，淘汰现存所有合伙人。”

这样来看，用一个玩笑，打破此前低调的常规、用一个罕见的职位招募了谷爱凌这样一位新同事，或许也暗示Benchmark正准备启动新一轮“创造性破坏”，或许比尔·格里之所以发那条推，心里也期待某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