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个省匪患极为严重，恶名甚至传到了国外

1924年深冬，皖北萧瑟的荒原上，一队人马押解着十几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蹒跚而行。绑匪头目身材高大，黄发高鼻，被当地人唤作“老洋人”。他并非真洋人，却成功绑架了多名洋教士、商人，以此要挟巨额赎金，甚至让围剿的官军投鼠忌器。

这荒诞而骇人的一幕，正是民国时期安徽土匪“名扬海外”的冰山一角。

为何这片孕育了老子、庄子的文化厚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竟沦为土匪肆虐的渊薮，甚至恶名远播国际？

答案深埋在淮河的浊浪、军阀的混战与底层绝望的哀嚎之中。

天灾人祸：匪患滋生的沃土

安徽，尤其是淮河流域的皖北，成为民国匪患的重灾区绝非偶然。

地理上，它扼守南北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却又饱受黄河改道、淮河泛滥之苦。“十年倒有九年荒”，频繁的水旱蝗灾将无数农民逼上绝路。

政治上，这里是军阀拉锯的前线，皖系、直系、奉系乃至后来的北伐军轮番登场，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每一次战乱都意味着溃兵流散、枪支流失和地方政权的瘫痪。

当生存成为第一要义，当政府无力提供最基本的保护与秩序，铤而走险、“拉杆子”上山便成了部分走投无路者的选择。溃散的士兵，更是直接将军事技能和武器带入了绿林。

天灾摧毁家园，人祸（兵灾、苛捐杂税）榨干骨髓，淮河两岸的沃野，就这样成了孕育土匪的温床。

凶名昭著：悍匪的“成名之路”

安徽土匪的“出名”，是实实在在用鲜血和暴行“书写”的。他们的恶行罄竹难书，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庞大，震惊了同时代的人，也刻入了历史的伤痕。

李老末（李振威）的血腥劫掠：这位因排行最末得名的悍匪，原是吃不上饷的兵油子。1928年腊月，他率两三千匪众攻陷阜阳临泉杨桥镇。镇长张香山闻风而逃，留下百姓任人宰割。李老末部烧杀淫掠，逼迫少女“嫁”匪，强令村民铺布“迎匪”，稍有不从即遭屠戮。随后，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般占领了守备空虚的六安城，县长、警备营长早已逃之夭夭。绑票勒索、公开屠戮，六安城一时沦为地狱。其暴行直至1929年才被冯玉祥部剿灭终止。

“老洋人”张庆的“国际路线”：张庆的经历与李老末类似，由溃兵连长落草。他因外貌特征被称“老洋人”，行事却更为狡黠大胆。他匪帮的核心“竞争力”竟是专门绑架外国人质！利用当时官府惧怕洋人、投鼠忌器的心理，张庆通过绑“洋票”勒索巨额赎金，并以此作为护身符对抗清剿，其行径多次引发外交风波，成为国际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安徽土匪的恶名由此真正“冲出亚洲”。1924年初，他在匪首内讧中被击毙，结束了其短暂而臭名昭著的“国际绑匪”生涯。

王太的屠寨惨案：如果说李老末和老洋人以“手段”出名，王太则以制造的惨案规模令人发指。1928年秋，他率数万匪众攻打阜阳李楼鼓寨。村民虽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寨破。匪徒入寨后，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遇害者达四千余人，尸骸遍野，“埋尸数十亩”。其凶残连鸡犬都未能幸免。1932年初，他又突袭湖北光化县城（今老河口），县长包耀鼎弃城而逃，副团总傅秉初被掳失踪，教育科长被杀，再次上演官府溃逃、百姓遭殃的悲剧。

官府失能：纵匪为患的推手安徽土匪能如此猖獗，横行无忌，地方官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乃至纵容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众多惨案中，一个令人心寒的固定模式反复出现：匪至，官逃。

守土有责者，闻风先遁：杨桥镇张香山、六安城县长、光化县包耀鼎……这些本应保境安民的地方官和民团首领，在匪患来临之际，第一选择往往是携带亲信、卷走细软逃命，将治下百姓完全暴露在土匪的屠刀之下。这种系统性、普遍性的弃职行为，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官府的最后一丝信任和指望。

民团微弱，难御强匪：一些地方乡绅组织的民团（如李楼鼓寨）虽有抵抗之心，但往往装备简陋、训练不足、各自为战。面对动辄成千上万、拥有溃兵带来的精良武器和作战经验的悍匪，他们的抵抗虽英勇悲壮，却常如螳臂当车，结局惨烈。

军阀养痈，匪患难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军阀混战的格局。各派军阀首要关注的是争夺地盘和赋税，对地方治安往往敷衍了事。更有甚者，部分军阀或地方军官为扩充实力或谋取私利，暗中与土匪勾结，收编匪股为兵，或纵兵为匪，形成了“兵匪一家”的恶性循环。剿匪行动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驱赶了事，难有根本性铲除。冯玉祥部剿灭李老末，已是相对罕见的有效行动。

国际“扬名”：畸形乱世的黑色标签

安徽土匪的“国际名声”，主要拜“老洋人”张庆所赐。他的策略直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痛点——列强特权。绑架洋人，勒索外国机构和大使馆，迫使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这一系列操作不仅成功获取了巨大利益，更将安徽土匪的凶名通过国际媒体（如报道绑票案和外交交涉的外国报纸）传播到了海外。

在西方读者眼中，这成为了中国混乱、野蛮、无法无天的一个具体而惊悚的注脚。这种以极端暴力手段“吸引”国际关注的“名声”，是安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去的黑色印记，它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积弱、社会失序所带来的屈辱与灾难。

余波与回响：历史的沉重一页

随着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及后续的剿匪努力，到三十年代中后期，像李老末、老洋人、王太这样规模庞大、极度猖獗的巨匪逐渐被剿灭或削弱。匪患滋生的土壤——天灾的威胁、基层政权的薄弱、农村的极度贫困——并未根除，小股土匪在局部地区仍长期存在。

民国安徽土匪的兴衰史，是一部底层民众在绝境中堕入深渊的悲剧史，是一面映照出当时地方政府彻底失能、军阀统治黑暗腐朽的镜子，更是国家衰弱、社会溃败的必然恶果。

那些血染的村镇、流离的百姓和被绑架者惊恐的眼神，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沉痛的记忆。

它警示后人：没有强大的国家、清明的吏治和保障民生的根本，社会的安宁与尊严便无从谈起。

【参考资料】《安徽通史·民国卷》（安徽人民出版社）《冯玉祥回忆录》（冯玉祥著）《中国匪患问题研究（1912-1949）》（邵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淮河流域灾害与治理》（安徽省水利厅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