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美国这样改革，将不会产生特朗普现象

1、美国当然需要进行改革，但改革不是零和博弈，不是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团过多影响的建制派政客与华而不实的民粹政客相互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

2、过多强调精英主义是对少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容易遭到平民主义的反弹。过多强调平民主义是对多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容易酿成民粹，引起精英主义的反弹。

3、既然精英统治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又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名不副实、德不配位，那么，最具可行性的方法是改进政治精英的选拔体系，既让政治精英进行充分磨练，具有可验证的政绩和人心支持，又让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人民民主、大众福祉有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

4、笔者在《》中提出“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贤从民中来、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贤能民主方案，希望将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精英推选是吸取考试、考察、举荐的有益经验，让那些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经过实践考验和民意检验的精英群体通过协商与投票的方式进行最初选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评价形成的人心。

5、一个政治人物若想成为总统，必须经过充分的磨练和经验累积，要同时获得经过实践考验和民意检验的精英群体和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双重认可。这样的话，被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有更大概率是德行和能力都很突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他们既要考虑作为同行的政治精英群体的诉求，以赢得政治精英群体的支持，又要积极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普通人往往难以有动机和条件去成为理性政治人，他们容易被忽悠、欺骗，他们有可能在短期内作出错误选择，但经过政治领袖一个任期的实践，普通人是否满意既是他们最正当的权利和自由，又是他们最清楚的事实。

假若美国政治这样改进，将不会产生特朗普现象

文/邓峰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特朗普（Donald Trump）卷土重来让舆论场产生撕裂，许多人相互攻讦。然而，无论特朗普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应该承认的基本事实是：特朗普现象是美国病灶的症状而非可持续的药方，既不能忽略、轻视特朗普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美国民主所面临的严峻困境，又不应幻想德行和能力备受争议的特朗普能激浊扬清。

美国当然需要进行改革，但改革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任性妄为，不是制造撕裂，不是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团过多影响的建制派政客与华而不实的民粹政客相互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直到产生特朗普现象，乃至重蹈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悲剧。

无论特朗普现象还是希特勒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当年德国和现今美国的政治体系不能解决长期困扰民众的问题，不能团结、整合不同群体，故才让那些有严重被剥夺感和失落感的选民群体不再信任建制派政治人物，转而幻想离经叛道的特朗普和希特勒来重建政治秩序。当然，特朗普和希特勒至少在目前仍存在重大区别，特朗普是好是坏尚且需要实践和人心来验证。但无论特朗普最终会带来什么，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当民主不能通过良政善治来解决问题和团结民众，那么，无论民主政治有多么毋庸置疑的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终究都难以取信于民，因为永远不要遗忘和忽略的基本真相是政治的存在意义恰恰在于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

（希特勒的历史教训说明，当一个政治体系不能有效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那么不论政治体系是否民主，政治体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都会面临动摇的风险。）

应对特朗普现象、希特勒现象乃至所有民粹主义危机的根本之道是，通过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与合理的、可持续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来改进现有政治体系。只有根据人性和社会规律，灵活结合贤能与民主，让贤能和民主相互约束，贤能才不至于扭曲为腐败、堕落、充斥特权的封闭小圈子，民主才不至于沦为劣质、低效、平庸、狂热的民粹盛宴，政治体系才能既公正又有效地平衡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过多强调精英主义是对少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容易遭到平民主义的反弹。过多强调平民主义是对多数人人性的过度乐观，容易酿成民粹，引起精英主义的反弹。

社会分层、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说：“除了短暂的历史片段外，人民总是受精英统治……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不断更迭的历史：你来我往，此消彼长。”哪怕是作为当今主流民主形式的选举民主，同样包含某种程度的精英色彩。然而“人民总是受精英统治”的历史事实绝不意味着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都是当之无愧、众望所归的精英。

从古至今，有太多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都是尸位素餐、德不配位，他们只不过因为诸多并不公平的因素恰好处在掌权位置。既然精英统治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又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名不副实、德不配位，那么，最具可行性的方法是改进政治精英的选拔体系，既让政治精英进行充分磨练，具有可验证的政绩和人心支持，又让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人民民主、大众福祉有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

（特朗普的德行、能力备受争议，他的改革过程充斥谎言与混乱，缺乏审慎、周密和必要的团结，一个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特朗普改革的积极面向会被消极面向侵蚀。）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中提出“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贤从民中来、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贤能民主方案，希望将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精英推选是吸取考试、考察、举荐的有益经验，让那些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经过实践考验和民意检验的精英群体通过协商与投票的方式进行最初选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评价形成的人心。

本来，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建国之初同样是希望将精英和民主相结合。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说过：“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为了让总统“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汉密尔顿建议：“应予希望的是，直接选举能够由这样一些人来实现，他们最善于辨别适宜于这一职位需要的品质，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审议的条件下行动，并使一切理由和主张都能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选择。由人民群众普遍从本地同胞中选出的少数个人，最有可能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然而遗憾的是，美国政治早已偏离精英民主的方向，那些所谓的政治精英许多都名不副实，民主经常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侵蚀，以至于治理失效，造成特朗普现象。

（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制宪会议期间所建立的政治体系是希望结合精英与民主，是希望总统“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

假如依据贤能民主方案改进美国政治，有希望让民主政治通过探寻良治、解决问题和团结民众来取信于民，消除特朗普现象的土壤。具体而言，以美国总统的产生方法为例，主要包括候选人、进行推选的精英群体、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等三个部分。

在候选人部分，如果要求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是担任过州长并在任期结束前夕的辖区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中表现优异（比如，满意票数超过不满意票数），便能保证总统候选人至少有经过辖区人民认可的实际政绩和人心支持。民众作出事后评价既是他们的民主权利，又相对最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性，因为民众可以纯粹基于自己是否满意来进行事后评价的投票，而他们恰恰是最熟悉自己是否满意的人。除此之外，一个国家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确保下面所有州的州长都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比如，可以设立一个全国重大政务会议机制，一年召开数次，各州州长受邀出席。这样的话，一个人在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既有担任州长经历、参与过国家公共事务，又因为事后民主评价而又相对可靠的实际政绩和人心支持。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是20世纪美国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各自十分推崇的总统，他们均在担任总统之前担任过州长。）

在精英群体推选部分，新人总统推选会议可以考虑让除现任总统之外的副总统、各州州长、副州长、中央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国家议会有经验有声望的议员（国家议会所有议员投票产生的议员代表，数量不宜超过各州州长和副州长总人数），他们应是汉密尔顿说的“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的精英。

作为补充的是，如果现任总统在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时被否决（比如，不满意票数超过满意票数），那么与之相关的副总统、中央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能否成为新人总统推选会议成员，可以考虑增加一道选拔程序，比如，副总统需要通过国家议会的信任投票，中央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得看他们能否在每个组成部门中层及以上官员匿名投票推选过程中成为各自部门有经验有声望的代表，谁能成为所在部门有经验有声望的代表，谁将代表所在部门成为新人总统推选会议成员。待推选会议大讨论后开始投票，得票超过一半者当选总统，若首轮投票均未有人超过半数，可在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样的话，参与推选的精英群体涵盖中央、地方、行政部门、议会，兼具不同的政治经验和民意基础。

这其实是对议会制的重大改进。不少研究者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更加牢靠，更能保证治理绩效。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说过：“与议会制相比，总统制下诞生好政府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在总统制下，你出现在电视上的个人形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在议会制下，比如英国，首相在当选之前是议会成员，也许是一位部长，民众对他了解的时间比较长，了解得比较充分……他们对于候选人是什么类型的人、是否具有内涵、讲话是否真诚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

相比于民众直选总统，议会制有两重保障，一是政治人物在成为首相或总理前具有担任议员乃至部长的经验，二是首相或总理是由含精英成分相对较高的议员群体推选出来，议员群体比总统制下的选民更接近汉密尔顿说的“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但议会制政治人物的实践磨练与人心检验依然有可能存在不足，议员群体的“见闻和眼力”并不牢靠，故议会制同样存在风险，英国脱欧以来的政治混乱便是例证。

有鉴于此，如果既能通过国家议会有经验有声望的议员来整合、提炼、理性化国家议会意见及其背后民意，又能让涵盖中央、地方、行政部门、议会的副总统、各州州长、副州长、中央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国家议会有经验有声望的议员共同推选，则能提升精英推选的成功概率。毕竟，无论州长、副州长还是中央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国家议会有经验有声望的议员，都有可能存在认知的短板和受制于所在地方、部门的利益，但如果让政治精英成分相对最高的他们相互制衡、共同推选，自然更有希望作出最优选择。

在一人一票民主评价部分，除了指辖区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结果是各州州长能否连任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前提，还包括全国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结果直接决定现任总统能否连任、退休礼遇。现任总统在一届任期结束前夕，会有一次全国民众的一人一票民主评价，若他满意票数超过不满意票数，则可连任一届，反之必须引咎辞职。如果他继续连任一届，并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夕再次接受全国民众的一人一票民主评价，若他不满意票数超过满意票数，同样必须引咎辞职，但若他满意票数超过不满意票数，则视乎国家法律对于总统任期的规定。如果一个人最多不能超过两届，那同样应该卸任。全国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结果与现任总统的退休礼遇进行适当挂钩，目的是让那些在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中表现优异、深得人心的政治人物获得公平回报，并让他们在民主、法治框架下以适当角色去贡献自己历经考验之后的智慧、品德。这样的话，政治事业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有始有终，是基于精英推选与人民评价、产生正向循环、立足长远的事业。

（李光耀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办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当然，优秀是分领域的，这里的优秀是指有志于从政的公民群体。）

经过以上多重保障，一个政治人物若想成为总统，必须经过充分的磨练和经验累积，要同时获得经过实践考验和民意检验的精英群体和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双重认可。这样的话，被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有更大概率是德行和能力都很突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他们既要考虑作为同行的政治精英群体的诉求，以赢得政治精英群体的支持，又要积极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普通人往往难以有动机和条件去成为理性政治人，他们容易被忽悠、欺骗，他们有可能在短期内作出错误选择，但经过政治领袖一个任期的实践，普通人是否满意既是他们最正当的权利和自由，又是他们最清楚的事实。

李光耀曾说过：“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当议会的短期民意、直接民意与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的中长期民意相结合，民主便会以合乎民众理性的方式贯穿政治全过程，那么随之改变的是，困扰选举民主的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问题会受到有力节制，一个未经充分考验和磨练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陡然登上高位，政治人物将不得不寻求通过踏踏实实的政绩和促进大众福祉来取信于民，带来良政善治的希望。

（关于选举民主和探寻理想政体的深入分析，详见《》，该书尝试寻求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公正平衡，提出以贤能民主（主要观点：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贤从民中来、一人一票民主评价）为支柱的混合方案，希望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若需电子版，请联系邮箱：7401210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