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五朵金花》被批侮辱丑化劳动妇女：荒唐的对号入座

拍摄于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如大理莫残溪一般清纯，它永远有新意。然而在1970年，在广泛开展大批判的调子下，这部影片成了“大毒草”。

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夏衍等人有感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作品太多了，建议拍一部反映山河秀美、社会新貌的影片，总的设想是：要喜剧要趣味性，政治色彩不要太浓烈，能向外国发行。

《五朵金花》的诞生就是这个背景。然后，毁灭它的理由，正是从它的“出身”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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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五朵金花》的第一个理由，是进攻“三面红旗”。

“革命群众”说，我们喜洲地区五万二千多白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办了好些社办工厂，建立起了五个抽水站，兴建了十三个大小水塘，还修建了一座能灌溉二千多亩的水库。

这些巨大成绩，影片全无反映，反而借剧中人物之口，喋喋不休地咒骂大跃进“劲头十足顶啥用”，污蔑大炼钢铁出来的“不是和尚头，就是马蜂窝”，这种诽谤，简直反动透顶！

其实，看过影片的都能懂，“五朵金花”分别是副社长金花、炼钢厂金花、拖拉机手金花、畜牧场金花、积肥模范金花，这岂不是体现了上面的成果？影片没有直接表现劳动，其实劳动蕴含其中。

这就如同表达千军万马，画面中只有三个人，背后那屹立的群峰，有着千军万马。

今天看影片唯一不足的地方，恰恰是炼钢的段落，尽管当时进行了弱化处理，但应时的倾向仍然明显，最后不是也炼出了好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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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由，是侮辱丑化劳动妇女。

“革命群众”说，影片把一个人民公社副社长丑化成地主阶级的臭小姐，污蔑贫下中农，让我们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大批判还采取了“现身说法”的方式。1970年1月26日《云南日报》刊登大理县喜洲公社副社长李寿英的文章，她说：“当我们看到影片时，连肺都气炸了。大家愤怒地说，这部电影完全是假的，是丑化我们白族拼下中农和劳动妇女的。”

在我们白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出这样一个副社长，完全是影片炮制者凭空捏造出来的。

李寿英的文章说，那个副社长金花，一不抓革命，二不促生产，整天只是想着找对象，对大跃进毫不关心，甚至丢下工作去找阿鹏。这样的人，会把群众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根本不像我们白族劳动妇女，更不配当副社长！这个形象是对白族贫下中农、劳动妇女的莫大污蔑和侮辱。

这位副社长还拿自己举例子，她说我和我爱人，“首先是革命同志的关系”，“在大跃进中，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最近看到这句话，恍然大悟，前几年“新婚之夜抄党章”的“低级红”闹剧，根子在这里。

如果什么都要紧密结合现实任务，那么今天生育率下降，就应该把爱情婚姻题材的文艺作品排到重中之重，一定要红红火火地反映年轻人恋爱、结婚、生孩子的故事。

谁要是敢拍不顾家、不顾孩子的女经理、女工作狂，谁要是敢拍一辈子独身、不结婚的女科学家，那就是不正确，就是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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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由，是贩卖资产阶级文艺。

“革命群众”说，影片中的青年男女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不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反而为了找女朋友，四处乱窜。影片宣扬的是“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情调。

我们改天换地的工作热情，在电影中被歪曲成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试看影片中眼花缭乱的“赛马、唱歌、做买卖”的场景，完全是一副资本主义世界，这是妄图麻痹广大青年一代的斗志，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

“革命群众”还找到了切实证据。夏衍在指导影片拍摄时要求，这部片子要在西方国家发行，所以不要正面喊“万岁”，墙上不要出现有关标语。他们这是公然疯狂、险恶地禁止我们表达自己的一片真情，真是罪该万死！

批判文章说，用歌曲、舞蹈、爱情、风景，这类轻飘飘的东西，大抒特抒资产阶级情调，无非是迎合西方的低级趣味，宣扬西方“爱情至上”的价值观。果然，影片在国外上映后，迎来一片喝彩！这正说明影片是反动的。我们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文艺向我们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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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

今天看，对《五朵金花》的批判就是个特大笑话，但是有两点话风，遗传属性非常明显。

第一个，就是所谓“迎合西方趣味”。

《五朵金花》表达了祖国山河的秀美，中国民歌的优美，我国白族儿女爱情的甜美，这和西方趣味有什么关系？

德国作家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很重要，它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人类的感情就那么几种，仁爱，悲悯，仇恨，嫉妒，宽和，狭隘，我看几十个词也就概括了，这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因为有了共同的特征，各国文化才有交流的可能。

《五朵金花》明明取得了世界声誉，却成了罪状之一，岂不荒唐？

今天攻击取得世界声誉的作家，岂不是五十多年前的脑袋瓜子？

第二个，就是“对号入座”。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根本无法“对号入座”，因为它是虚构的。试问贾宝玉在哪？谁生下来嘴里含一块石头？李元霸在哪？谁能使八百斤铁锤？

凡是在文学形象中找现实人物的，不但是不懂文学的土蛋，而且根本就是“神经病”，甚至是坏包一个。

1970年的副社长发表的文章，我相信不是她自己写的，而是彭荆风那号人写的。

如果一定要把文学形象对号入座，那可糟了：唐僧的母亲殷温娇，可是跟了水贼18年，《西游记》是不是侮辱了天下妇女？

还有呢，柳如是、李师师、杜十娘、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琵琶女、杜牧柳永欧阳修苏东坡秦观笔下的那些女子，几乎全都是“身为下贱”。

明明是好的形象，有人拼命变成坏的形象，认为作者在抹黑在丑化在侮辱，这就是坏包干的事。

如果一定要把文学形象对号入座，那可糟了：蔡伟忙不迭地赞美自己的母亲，他母亲是文艺兵，他要赶紧和上官鲁氏划清界限。这可真有喜感。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答一位长江绅士：对号入座上官鲁氏之前，先看看唐僧母亲，因为有人问如果上官鲁氏代表你的母亲，你是否接受。这种问题本是愚昧荒唐，而且内心很龌龊，但有位朋友这样留言：

每次读到上官鲁氏，就想起了我的母亲。上官鲁氏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

这位朋友懂文学，他懂得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更重要的，他懂得人类的悲悯之心。

个人看法，在中国的概念中，“悯”比“爱”还要重要，那是一种“大爱”。伟大的作家，一定是表达人类的这种“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