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兄姐自杀，母病亡，十几岁的她差点追随，后终身未婚青史留名

她有着十分不幸的童年，十几岁的时候差点就随亲人一起离世。可后来，也是她成了教育界的翘楚，终身未婚青史留名。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那句笑谈：“我这辈子，早把自己许给‘金先生’了。”她就是吴贻芳。这位“金先生”也不是哪家的公子，而是她守了一辈的金陵女大。

要说吴贻芳和“金先生”的缘分，还要从1916年说起。当时的她，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又无依无靠，幸好有姨父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供她继续上学。

到了1916年，吴贻芳被美籍教师诺玛丽推荐，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毕业后，又去了美国深造。临行前，姨父叮嘱她：“能去学习是好事，但不要忘了本，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华夏子弟，念完书，就回来吧。”

1927年，吴贻芳马上毕业，，一封来自南京的信，让她立刻收拾行李回国，这封信就是来自“金先生”的。此时的金陵女大虽然已经创办了十几年，但正处于发展时期，急需一位有视野、能统筹的领导者。

于是，35岁的吴贻芳，就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女校长。

上任第一天，她就给教职工开了个会：“要让学生成才，先得让老师安心。”随后，吴贻芳又重新调整了学校编制，给教师涨了薪水，还在校园里盖了几排家属院，“谁家屋顶漏了，直接找我”。

金女大的校训是“厚生”，吴贻芳总在晨会上跟学生解释：“不是说要当大英雄，是说活着不能光想自己。你帮同学解道题，给邻居递碗水，都是厚生。”

平日里，她自己也都以身作则。演讲费、稿费，只要进了她的口袋，转头就交给学校会计；学生要去农村做调查，她把自己的橡胶雨衣塞过去：“乡下路滑，别淋着。”有回她得了块进口布料，没做新衣服，反而立即改成了窗帘挂在图书馆，说是“学生看书，得亮堂点”。

1937年夏天，战火逼近南京。不得已之下，吴贻芳带着师生分批往四川迁，最后一批离开时，她站在校园的香樟树下，看着日军的飞机从头顶飞过，眼泪直往下掉：“这园子，是我们一点点建起来的啊。”

到了成都，她就马不停蹄地把寺庙改成教室，把祠堂当成宿舍，照样升国旗、上早课。学生们要去前线做救护，她就亲自教包扎；有学生想家哭鼻子，她就熬一锅红糖姜茶，坐在床边说：“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就回南京。”

那些年，金女士的学生里，有去战地医院当护士的，有去后方办扫盲班的，还有跟着部队搞宣传的。吴贻芳也常说：“女孩子的肩膀，照样能扛事。”

1938年，国民政府要成立参政会，于是派人来请吴贻芳当参政员。她起初并不愿意，“我就是个教书的，不懂政治。”可来人说：“全国就5%的女参政员，您不去，还有谁能替女同胞说话？”吴贻芳最终还是接了这份差事。

第一次开会，她就提了个提案：“给逃难的女学生办临时学校”。后来她又连着三年呼吁“禁止缠足”“女性有财产继承权 ”，有人笑她是“多管闲事”，她就直接说：“国家要强大，得男女一起使劲，少了谁都不行。”

1945年春天，吴贻芳又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出发前，她特意做了件月白色的旗袍，“要让世界看看，中国女性的样子”。

6月26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当轮到中国代表签字时，吴贻芳拿起钢笔，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是当天50个签字代表里，唯一的女性。会场上，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拉着她的手说：“您的发言真精彩。”

吴贻芳笑了：“不是我精彩，是中国女性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宋美龄派人送来了两张机票，让吴贻芳跟他们一起走。她想都不想就把机票退了回去，说：“我是金女大的校长，我的学生在这儿，我的学校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其实，此前宋美龄就多次向吴贻芳表达过邀请，但她也都拒绝了对方。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问她想干点啥，她说：“还是想管教育。”1953年，60岁的吴贻芳成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她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总往乡下跑，看到哪个小学的窗户破了，就记在本子上，回去之后就立即让人去修补。

1954年，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散会时，毛主席走到她面前，握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吴贻芳吧？金女大的，早就听说你了。”吴贻芳红了脸：“我就是个普通老师。”

吴贻芳能有这样的成就，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她的姨父陈叔通。

1893年的武昌城，吴贻芳出生在一个不算顶尖但也体面的官宦家。曾祖父是翰林，祖父是举人，到了父亲吴守训这儿，虽只是个秀才出身的候补知县，却也把“女子无才便是德”刻进了骨子里。

小时候的吴贻芳，最羡慕的就是哥哥上学的背影。她和姐姐吴贻芬，却常常被母亲按在绣架前学女红，脚腕上缠着长长的裹脚布。“凭啥哥哥能念书，我们就得裹脚？”姐姐不止一次跟父亲吵，得到的总是一句“女娃家认字有啥用，还不是要嫁人”。

就在吴贻芬15岁的那年，她听说二姨夫陈叔通在杭州办了女学堂，她铁了心要去，可父亲正忙着赴任新职，根本就没空理她，母亲又不敢自己做主。无奈之下，吴贻芬竟然偷偷吞了金戒指。

好不容易将女儿救回来以后，父亲也知道，这孩子是铁了心要上学，随后，11岁的吴贻芳跟着姐姐，第一次走进了新式学堂的大门。在杭州的学堂里，姐妹俩完全沉浸在学习之中，她们跟着先生念“民权”“科学”，偷偷在课本上写下“读书救国”四个小字。

后来陈叔通从日本回来，又把两个孩子转到了上海的启明女校，又到苏州景海女校，因为那里的英文老师是美国人，能给她们更好的教育。

可就在1909年，吴贻芳忽然接到消息：父亲去世了。原来父亲在湖北牙厘局当差时，被局长逼着挪用了公款，后来局长卷钱跑了，把烂摊子全推给了他。这个一辈子好面子的秀才，在坐船去湖南的路上，趁着江面起雾，一头扎进了滚滚江水。

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吴贻芳和姐姐被迫辍学，跟着母亲搬到外婆家。昔日的官宦小姐，如今要靠变卖首饰度日。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在清华读书的哥哥吴贻榘也回了家，学校停了，前途没了，这个骄傲的年轻人整日闷在屋里。

那天姐姐好不容易从父亲旧友那借到一笔钱，让哥哥去取，结果他在路上把钱弄丢了。姐姐急得骂了句“你咋这么没用”，谁想当天夜里，哥哥就效仿父亲，跳江自尽。

母亲原本身体就不好，接连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悲痛之下，身体也彻底垮了，不久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姐姐吴贻芬一直都觉得是自己逼死了哥哥，在母亲的灵堂角落上吊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亲人相继离世，吴贻芳彻底沉寂下来，好几次都想跟着亲人一起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是姨父陈叔通开导她：“你死了，你的妹妹怎么办？自杀不是本事！有本事，就活出个样子给他们看！”

此后，吴贻芳就跟着姨父生活，也慢慢成长为一名教育大家。

1985年，吴贻芳逝世，享年92岁。她一生都没有结婚，完全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教育事业，值得我们尊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