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搭地铁被疑猥亵女生遭盘问，无奈自曝性取向方获清白

17日深夜，一名男性网友在微博讲述了自己在南方某市搭乘地铁的遭遇。

他刚准备出站，便被拦下，未被告知任何原因，直接被带入警务室。对方甩给他一张表，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想一下干了啥事。”

男子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被带入办公室进一步盘问，他才得知，警方怀疑他在搭乘地铁时猥亵了女乘客。

让人诧异的是，警方始终未出示任何证据，现场也没有被害人或目击者出面指认。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指控，男子只得被迫透露自己的隐私，表示自己喜欢男性，对女性没有兴趣，并展示了相关证据。

话音一落，在场的人顿时沉默下来。

但这并未意味着结束，在签署了一份“敬告书”之后，他才被允许离开。

当事男子17日社交媒体截图（已获许可使用）

这起事件让我想起16日刚刚发布的文章》，那是一起发生在广州地铁的案件。

根据当事男子的陈述，他在乘车时隔着背包不慎蹭到了同行女乘客，被控猥亵，最终被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当时文章发布后，不少读者质疑男子有所隐瞒，甚至有评论称他是团伙作案，长期偷拍女性。然而，后续公开的判决书却明确写着“用生殖器顶蹭被害人臀部”，并未提及偷拍或多次作案的情节。

我起初也和许多读者一样，面对一纸不完整的描述，很难轻易判断孰真孰假。

但昨天这件事的发生，却让我开始认真思考：那个曾在微博喊冤的男子，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公众对这起事件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上：一是，公安机关是否可以在未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进行盘问？二是，如果该男子无法证明清白，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后果？三是，普通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该如何有效保护自身权利？

问题一：公安机关是否可以在未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进行盘问？

答案是：可以。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为维护社会秩序，人民警察对有违法嫌疑的人员，经表明执法身份后，可以当场盘问、检查。对当场盘问、检查后，不能排除其违法嫌疑，依法可以适用继续盘问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公安派出所负责人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也就是说，只要警方认为某人存在违法嫌疑，就可以对其进行盘问，注意，只是存在嫌疑，这并不意味着该人已经违法，因而也就不需要当场提供证据。即使事后查明并无违法事实，该盘问行为本身也不违法。

那么，调查阶段是否需要向被盘问人出示证据？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的猥亵类案件，办案机关通常依赖于受害人陈述、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进行判断。

但在调查阶段，法律并不要求必须向当事人出示这些证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这意味着，违法嫌疑人在调查阶段都无法了解证明自己违法的证据有哪些。

而上述第112条的告知，是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而非在调查初期或盘问过程中就必须完成。

注意，只是告知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非出示证据。简单来说就是被处罚人只会知道有哪些证据，而不知道证据内容是什么。

现实中，所谓的“告知”，往往也只是让被处罚人看一下处罚决定书中罗列的“证据名称”而已。至于这些证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能够成立，往往只有在事后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才能真正接触和核查。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警方确实可以在没有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对具有嫌疑的公民进行盘问。而公民要想真正了解、质疑警方所依据的证据，只能通过后续的法律救济途径实现。

这种“程序性信息不对等”，是很多人面对突发调查时产生困惑甚至恐惧的根源。

问题二：如果该事件男子无法证明清白，他可能面临什么？

最严重的后果，是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警方作出的则是行政处罚，例如行政拘留数日。

以我在16日发布的“”文章为例，该男子最终被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这就是类似事件中可能面临的最严重后果——刑事处罚一旦成立，将留下案底，影响终身。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极为少见。

现实中，公共交通上发生的猥亵案件，大多以行政处罚结案，最终结果通常是行政拘留五日、十日不等，并不会上升到刑事层面。

也正因如此，这起事件更值得警惕——哪怕是一个“误会”，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造成对公民个人而言极为严重的后果。

问题三：公民遇到此类事件时，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这类事件往往没有正式立案程序，也不会留下笔录、权利告知书等书面材料，普通公民很难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在缺乏书证支持的情况下，走司法救济渠道几乎寸步难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计可施。当事人或目击者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警方行为进行监督与投诉：

·拨打12389——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违纪举报电话

·拨打12337——政法干警违法行为举报平台

·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登录公安部12389举报平台网站（https://12389.mps.gov.cn）提交详细投诉信息

这些渠道虽然未必都能迅速产生实质性效果，但至少可以留下投诉记录，为事后追责或媒体介入提供线索和证据。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这些行为已是对公权力监督和提醒的最优解。

律师观察

17日这名男子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幸运”的。正是因为他的性取向，他得以迅速划清嫌疑、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但必须指出，这种“幸运”是个例，而不是制度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无辜者都能靠“巧合”逃脱困境。

试想：如果当事人是一位异性恋男性呢？

面对没有监控、没有证人、没有被害人出面的空白指控，他也许将被困在审讯室数小时甚至更久。根据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警方的盘问最长可达24小时，而这期间往往不允许与外界联系。

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即便是无辜者，也很难始终保持冷静、做出理性判断，甚至可能在疲惫与恐惧中“配合”警方，签下一份所谓的“警告书”或“调解书”。

我们支持严肃对待性骚扰案件，支持为女性创造更安全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女权主义长久以来不断倡导的方向。但真正的性别正义不该建立在牺牲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当“保护”变成了滥用，当对女性遭遇的同情演变为对男性的先验怀疑，我们其实是在制造另一个不公。

某些地方对地铁性骚扰案件“零容忍”的初衷是好的，但现实中却有可能演变为“零证据”也要立案、“零调查”也要处罚。背后或许是对业绩考核的KPI压力，也可能是办案疏忽导致错认嫌疑人，而为这一切买单的，是毫无准备、没有权力、缺乏资源的普通公民。

我们需要的，不是选择性保护，而是制度性保护。

真正的正义，不应让任何一方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被轻易定性，也不应让任何人因其性别或性取向而获得或失去“特别待遇”。

只有确保程序合法、证据确凿、权利对等，我们才能在维护女性安全的同时，也守住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自由底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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