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7师到底有多牛？一年收入6000多万元，能养活20个师

1941年5月，安徽无为县白茆洲的江风裹着硝烟味。新四军第七师在这里成立，全师只有一千多人，大多是皖南事变突围的战士、零散游击队员和挺进团余部。师长张鼎丞在延安学习没有到任，实际的军政担子由政委曾希圣扛起，这位中央军委二局的情报专家，眼下要解决的是生存难题。

皖中根据地很小，夹在日军重兵驻守的芜湖和铜陵、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以及国民党军封锁的长江渡口中间。战士们连五分钱的菜金都难保证，缺盐使得浮肿病常见，缴获的几支三八式步枪成了最值钱的东西。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把这支部队叫作“战略机动部队”，其实是随时补缺的预备队。没人想到这片绝地能长出富裕的苗，但转机已经在暗中酝酿。

1942年秋天，华中局党校的小路铺满落叶。曾希圣找到财经委主任曾山直说：“皖江现在最缺懂经济的好手！”没过几天，精通贸易的蔡辉背着行李赶到第七师。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部队粮仓堆满稻谷却换不到盐，战士们用草木灰水漱口，土布军装补丁叠着补丁。

蔡辉到任后迅速制定了七条应对方法。其中两条最重要:调重兵封锁沿江粮道，切断日伪粮食来源；把盐业收归公营，统一供销。

这政策一出，立刻卡住两个关键人物的命脉，运盐船主杨大炎的船队在江滩搁浅，伪芜湖商会会长汪子东的粮仓断了补给。这两人原本利用根据地盐价高、敌占区粮价高的差价，倒买倒卖赚大钱。杨大炎对着积压的盐堆发愁时，蔡辉来到江边问：“用盐换粮，干不干？”

杨大炎手下随后划船带路，带蔡辉见到上海大商人周云海。在油灯摇晃的船舱里，三方谈成协议：第七师开放粮食出口，换回食盐、棉布，还有车床和军工设备。一条贯通南北的秘密交通线就这样打通。汤家沟码头从此船只往来不断，被商人叫做“小上海”。而贸易兴旺也带来意外收获：曾希圣的情报网借着商船传递消息，交通线成了情报大动脉。

在芜湖敌营里的汪子东也被卷进来。日军催逼军粮火烧眉毛，第七师抓住机会提出交易：用山货烟草换五金、炸药、雷管。驻芜湖的日军顾问楠木大佐怎么也想不到，汪会长“筹集”的军粮里，三成变成了送往根据地的无缝钢管。

商人往来让皖中根据地热闹起来。流动人口增加，税收源源不断。有了钱，第七师一边加固黄丝滩江堤，行署主任吕惠生带着十万民工顶着日军飞机轰炸，在212天里筑成“惠生堤”，护住三百万亩良田；一边用贸易换来的车床建兵工厂，铁砧上锻打着迫击炮筒火星四溅。

这时的七师战士们已经换下绑腿穿上胶鞋，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管牙膏、三条“飞马牌”香烟。津贴提到10元，是全军最高标准。其他部队缴获几箱烟就当“发横财”的日子，在第七师成了过去。

1943年春天，“大江银行”的木牌挂在草屋泥墙前。行长蔡辉设计的“大江币”背面印着“凭票兑稻谷一担”，锚定粮食的承诺让农妇攥着钞票敢进布店。更让老乡称赞的是“种子贷”——无息借款给白茆洲120户农民买种子，秋收后按市价九折还粮充实军仓。

行署主任吕惠生算过账：贷出三千元，收回的粮食够全师吃半个月，还让荒地新增四百亩棉田。日军特务曾经伪造大江币扰乱市场，蔡辉马上推出带暗记的第二版纸币，假钞再没出现过。这种“以商养军哺民”的循环，让日军的经济封锁失了效。

日伪军的“扫荡”越来越凶。1943年全年，第七师和日伪军打了189场仗，比两年前少了一半。不是敌人弱了，是第七师强了：人口基础支撑起民兵组织，税收养活着兵工厂，装备全日式武器的战士从山坳里发起反冲锋。1944年财政收入冲到6000万元时，这支曾被叫作“机动部队”的偏师，已经壮大成三万多主力、十几万地方武装的铁军。 兄弟部队用“富七师，甲全军”来形容他们。

1943年3月，日军集结重兵对皖中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芜湖方向的楠木联队带着八千兵力，加上伪军两个团，分三路扑向第七师核心区。曾希圣提前得到情报，命令主力分散行动：一支部队绕到敌后破坏芜铜公路，炸掉七里铺桥梁；地方民兵沿山路埋地雷，拖住日军推进；蔡辉指挥商队紧急转移物资，把上海买来的二十台车床藏进黄泥塘山洞。

4月12日天刚亮，日军主力到达严家桥，却扑了空。这时第七师19团突然出现在芜湖近郊，袭击日军物资中转站，烧毁三座粮仓。楠木被迫分兵回援，包围圈露出缺口。曾希圣亲自带着特务营直插缺口，在白马山设伏，击毙日军中队长吉田正一。这场仗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肃清皖江”的计划，第七师反而缴获四百多支步枪。

1944年深秋，第七师兵工厂彻夜亮着灯。工人们把新造的三百支步枪、五万发子弹搬上骡车，加上二十箱西药、五百匹棉布，由武装交通队护送穿过淮南铁路。这批物资是支援新四军二师的“越冬礼包”——这样的支援三年里从没断过。

参谋长赖传珠的账簿记着：光1944年，第七师就向军部上交1400万元现金，占全军经费四成。淮北根据地闹旱灾时，曾希圣调拨三百吨粮食走洪泽湖水路转运。押运员清楚记得：每条船底都藏着无缝钢管，那是用烟叶从芜湖伪商会换来的兵工材料。

到1944年底，第七师主力团战士清早出操时，脚上是胶鞋，肩上扛着三八式步枪，子弹袋塞得鼓鼓囊囊。炊事班抬出木桶，白米饭的热气混着腌菜炒肉丝的香味飘散。三年前没人敢想这场景，那时全师只有四百支汉阳造老枪，吃顿糙米饭都得精打细算。

变化来自扎扎实实的基础：皖江根据地控制人口达到300万，建立了34个县级政权；大江银行在八个县设分行，年税收占财政六成；兵工厂每月生产三万枚手榴弹，迫击炮筒能自己制造。当日军34师团再次进犯时，第七师三个主力团第一次打运动战，在周家大山反包围敌军一个大队，全日式火力压得对方连夜逃跑。

1945年10月，第七师三万官兵集结在巢湖岸边。战士们把崭新的日式山炮用油布裹好，辎重队清点着移交山东军区的五十万两黄金清单。北撤前一晚，曾希圣站在惠生堤上望着汤家沟——那里曾经只有七间草房，现在商铺林立，大江银行青砖楼顶的旗杆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这支带着全套军工设备、金融人才和充足军费的队伍，行军队伍比三年前长了十倍。路过淮阴时，苏中百姓挤在路边惊叹：看“富七师”的大骡马队！他们不知道，驮筐里除了武器弹药，还有蔡辉特意准备的三十担稻种——那是留给山东根据地最实在的见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