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共有四任妻子,分别是:刘秀贞(原配)、张琴秋(红军女将领)、格兰娜(苏联籍)、孟力(编译局的下属)。
陪伴陈昌浩度过最后时光的,是孟力,她也是官方认定的陈昌浩遗孀。
孟力晚年接受过冯亚光的采访,这个冯亚光先生是研究西路军的学者,写过《西路军》三部曲《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据冯亚光在《陈昌浩最后的日子——访陈昌浩夫人孟力》一文中记录,陈昌浩生前对孟力讲过“草地密电”的亲历回忆,其中有一些可看的史料,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陈昌浩与孟力
孟力回忆,陈昌浩晚年坚决否认“武力解决”密电的存在。他说:“前敌指挥部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既然是打给我和徐向前的‘密电’,为什么我和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呢?‘密电’只能是收报本人可以译的电报,我连看都没有看到,别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容呢?”
陈昌浩承认,当时张确实想让右路军南下,因此连发两份电报给我们,“接到这份电报,我马上送给毛主席过目,并请主席指示”。
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在接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侃夫等人采访时,曾说过:“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1977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相比陈昌浩的回答,徐帅的回答应该说更成熟一些——从逻辑上说,“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
有没有“武力解决”的草地密电呢?这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热点话题。笔者才疏学浅,无力解答这么牵扯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就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进行一个梳理,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对“武力解决”密电问题提出质疑的,是前国防大学党史学者王年一。熟悉党史研究的,应该都听过王年一这个名字。1981年12月,他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3个疑点:
1.“武力解决”密电的原文在哪里?王年一说,长征中,因为害怕遗失,电报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一张的纸。当时总共有4个本子,所有电报的编号都是挨着的,没有缺号,保存完整。但其中找不到“草地密电”;
2.在中央后来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明文记载;
3.如果有密电,了解情况的人会说起,但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王年一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不久后,原一方面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也叫吴亮平)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他亲眼看到过“武力解决”的密电,并模糊回忆了一些“原文”。
按说,有了“原文”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吴黎平的回忆并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一些人质疑,吴黎平当时是作战科长,理论上是看不到这封电报的。当时给领导人的密电,从来都是由机要科长直接送给收电人,当时四方面军的机要科长大概不敢,也没有必要让密电经过作战科长吴黎平的手。
1982年,王年一再次发表文章重审自己的观点,他补充了几条史料:
首先就是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的回忆,他们二人说,当时总部收到和发出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们的手,但他们没有看到那封密电。
其次,王年一讨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上毛主席夸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并不是因为密电,而是夸他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写得好:“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2003年,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又写了一篇《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谈这个问题。范硕是研究叶剑英的专家,是官修《叶剑英传》编写组的组长,写过《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叶剑英在1976》等书。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很多人的回忆录来证明密电的存在,指出不应该否认密电存在。
之后,王年一和朱玉再写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回应范硕。朱玉是国防大学教授,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执笔人、《李先念传》的主编,1980年曾凭一篇《“西路军”疑》轰动学界。
王年一和朱玉认为,范硕等人认为有密电,主要是根据个人回忆。他们对这些个人回忆进行了分析,认为即使是那些主要当事人的回忆,也不能证明电报中有“武力解决”的字样。比如毛主席一生2次谈过密电问题,都没有说过密电中有“武力解决”这几个字。他在1937年3月20日的会议上提到过,当时有一封电报,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1971年8月9日和韦国清等人谈话时说,电报要求“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这些不同的措辞,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各方都同意的说法。
孟力回忆,陈昌浩曾提过这样一个问题:“退一万步讲,如果‘密电’是真的,我们也有叵测之心,你好好想想,在三军团和毛主席离开我们,并对我们放警戒时,我们为什么不打呢?”陈昌浩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完全可以证明事实的真相。”
如果有“武力解决”的密电,陈昌浩却拒不执行,岂不是更加证明他对中央忠诚不二,党性坚强?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肯定了陈昌浩在此事中的作用: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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