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老师要来成都了,她会在书店做一场分享。她愿意谈教育,而不只是自己的新书,这实在太好了。
不少读过985的朋友,发现自己的孩子考不上985,他们非常苦恼,以为会“越来越好”,最后才发现自己这一代已经是顶点。这当然没什么,因为下一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那个难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学霸的一代(不少70后、80后),子女还可能是学霸吗?
二湘解决了这个难题。
5月我去波士顿的时候,她说,你要是晚几个月来就好了,老二要去读MIT,可以顺便去波士顿玩一下。
去年在美国见到她,听她说老大去读斯坦福的研究生,老二正处在申请学校的关键阶段,如今去读MIT,正是小朋友喜欢的学校。
二湘自己是北大毕业,后来到德州大学去读计算机专业硕士,他先生好像也是她的北大校友,两人一起在IBM工作。他们住在湾区,有四个孩子。
要带四个小孩,一定能把人逼疯,但是她却还有大量时间写作,甚至运营着一个系列公号。
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在疫情中知道这个公号的,一个叫“二湘的……度空间”的公号前赴后继地发方方的日记和武汉疫情的内容。
我那时以为这是一个男作家,是居住在武汉的方方的朋友,还很感叹武汉是个不错的城市,因为有一个支持方方的群体。
我到美国访学,她在公号后天给我留言,“来湾区的话,我请你吃饭”,我才知道她是一位住在美国的女作家。
因此也生出新的感叹:克服时差,和武汉的脉搏同步,关注那里的一切,及时转发方方的文章,这是不容易的事。
访学时我在纽约,正好12小时时差,已经感受到实现“在场”的艰难。
不信可以看一下住在海外的作者写这片土地的文字,会越来越隔膜。互联网当然创造了一个新时空,但是那些关乎到具体生命的现实,却又总是独特而难以把握的。
所以等我有机会去洛杉矶的时候,我就见到了二湘,这时才知道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已经辞去科技公司的工作,专职在家写作了。
她带我去停车场找她的特斯拉,穿过一栋大楼,又沿着一条路向前走,有一个栏杆挡住了我们,她看了我一眼,“我们还是翻吧,这样要快点。”
她动作轻快、迅速,这似乎也是她生命的状态。
那时我就有一点理解她了:大脑中装着很多事,也有很多羁绊(这次聚会也是趁着送孩子到补习班的机会),但是却始终拥有一种“打破”的能力。
回到那年武汉的春天,她显示出非凡的勇气。有更了解她的朋友告诉我,“可不止是克服时差哟。”作为一个公号写作者,我当然知道那些难处了。
和她聊教育,当然不是讲如何提高考试分数,而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行动,勇气,责任,在陪孩子成长的同时,如何让自己“再次成长”
仅就那种被称为“勇气”的东西,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敢干”:而是更深的对自我与世界的了解,是懂得风险仍然愿意去尝试的责任感。
她从湖南考到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研究生,在IBM工作到一定职位又辞职,恰当的时候在湾区买下几处房产——哪一项是容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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