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遇后勤困境时，陶勇突然怀念老首长粟裕：那时吃的可真是棒

1950年11月，志愿军第9兵团在司令员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不等后勤和装备到位，便匆匆入朝参战，随后便同美军在长津湖一带展开了激烈战斗。

此时的9兵团战士，不仅要面临当地零下40多度的严寒气候，还要直面后勤补给困难带来的“饥饿”斗争。

这种情况下，很多志愿军战士的口粮往往都是被冻得硬邦邦的土豆，有的甚至连土豆都吃不上，只能被迫吃树皮、草根，辅以冰雪充饥，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多年前的红军长征。

作为9兵团的副司令员的陶勇，此时也不禁怀念起了自己的老首长粟裕，他多次在同身边工作人员的交流中提到这样一句话：

老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粮食对行军打仗的部队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最直观的武器弹药。

而陶勇之所以在此时此刻想起了粟裕，多半源于他不仅能征善战，同时又是善于发展根据地经济和后勤管理的“多面手”能力。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建制完整的部队仅剩陈毅和粟裕所率的1万余人，陈毅不久后被提拔担任新四军军长，粟裕则接过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担子，以新四军1师师长身份指挥叶飞、王必成、陶勇所率的三支劲旅。

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而新四军在江南的根据地又被日伪和反动力量分割成片，毛主席决定赋予粟裕临机专断之权。

这就意味着，粟裕不仅要指挥部队同日伪顽展开军事斗争，同时还要承担发展壮大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战救亡战略基地的使命。

起初我军在苏中的部队数量并不多，但毛主席却对这片根据地抱有厚重的期望。毕竟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我军所建立的根据地大都在穷乡僻壤或远离富庶的边陲地区，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发展和扩大根据地范围。

但苏中则不同，这片从盐城斗龙港至淮安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河以西的2.3万平方公里土地，不仅有800万的庞大人口，还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商贸繁荣之地，该地盛产的粮食、棉花、海盐，都是我军的急需之物。

在毛主席看来，苏中又是和关中处于同等价值的战略要地。在1941年初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他就曾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当然，苏中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自然为各方力量所熟知，尤其是视江浙财团为根基的老蒋，始终将此地当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以及战时的重要供应基地。

一旦我军顺利控制苏中，对老蒋而言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存在，日后我军率先解放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一点，自是老蒋最不愿看到的。

不过，老蒋布防在此地的部队战斗力又着实太差，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下，大批国军纷纷选择了化身伪军“曲线救国”，率先被剔除出局。而粟裕即将面对的，就是狡猾且凶悍的日军部队。

苏中地区水网纵横、地势平坦，从表面来看是一处不易防守的地带。日军利用汽艇等优势装备在河道之中纵横驰骋，形了成密集的封锁线。要稳定苏中，粟裕就必须先击破日军的汽艇战。

不多时，一个制造人为“天险”的作战计划便应运而生了。简单来讲，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河道上构筑明暗坝、交通坝和阻塞坝，使我军的平地木船通行无阻，而让日军吃水较深的钢制汽艇寸步难行。

二是改大桥为小桥，改固定桥为活动桥，改大路为小路，改弯路为直路，使新四军能来去自如，而日军却寸步难行。

三是大凿小运河，改变苏中的水文地貌，使蛛网一般的河流连接起来，沟通新四军内部的水陆联系。

结果，日军视为通途的苏中水网瞬间变成了沧海桑田，直接导致他们下一步的扫荡、清乡难以开展，而新四军则利用水网优势处处处袭击日军，至抗战后期的车桥、南坎战役后，苏中敌我平衡也被打破，日军被压缩在大城市寸步难行。

就这样，粟裕指挥新四军控制了苏中80%以上的土地，初步建立起我军的江南“关中”。

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粟裕也没有将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担子撂下。他深知苏中不仅是我军的军事重地，更是兵源、财赋聚集的富庶之地，要做好长期在此地积蓄物力、财力和人力的准备。

随即，粟裕组织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一边创办被服厂、印刷厂、卷烟厂等生产企业，一边建立起税收、贸易等财政经济制度，并率先在华中根据地印发了带有毛主席头像的货币，保障了苏中根据地的需要。

每天百万担的公粮、两千万元的税收，以及苏中卷烟厂火爆畅销的“飞马牌”香烟，为新四军贡献了巨大的财富。这样一来，部队的后勤就变得相当充裕了。多年之后，新四军1师的老战士们还会饶有兴致的回忆起那段往事：

及至解放战争初期苏中新四军与山东八路军会师之际，对方都不禁投来惊诧的目光，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部分绸子衬衣、时髦的分头让他们对新四军的“富裕”赞叹不已。

这也难怪，在长津湖战役的紧张时刻，陶勇会怀念昔日粟裕带领苏中新四军“致富”的那段流金岁月。

除了后勤给养上的提升，新四军1师的“高科技”武器也是屡见不鲜。在粟裕的关怀下，苏中根据地建立起拥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且能制造迫击炮、月产炮弹一万发的兵工厂。

在1944年受命南下期间，苏浙军区部队实现了每团配有一个炮兵连、每连配备一个炮兵班，73毫米迫击炮配发到连、52毫米迫击炮配发到排的“奢侈”目标，放眼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尚属“独一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天目山区的国军“摩擦”部队发起反攻时，对方惊奇地发现，新四军的装备竟比国军的还要好，300多门迫击炮瞬间将反动的国军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

不仅如此，粟裕还命令陶勇组建了以木船和汽艇为载体的海上部队，算是开创了我军海战部队的先河。

但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为培养人才、充实干部队伍，粟裕充分利用苏中教育资源发达、民众整体文化素养高的优势，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入伍，然后分配到一线部队担任干部。

据新四军老战士赵政回忆，他在1941年和9个上海女青年辗转来到苏中报道时，由于9人都有高中文凭，因而刚进部队就领到了20元的津贴。要知道，当时的普通战士也只有8元津贴。用当时负责人员的话讲：“高中生就应该拿20元”。

这样的优厚待遇，自然让知识青年们踊跃加入。至1941年10月，知识分子在新四军1师营以下干部中占比达60%，在连指导员中占比达70%。其中毕业于清华、北大及“海归”的周林、杨恺、张崇文、韩念龙等人均被分配到师部工作。

在那个“大老粗”、“文盲”遍布的时代，新四军1师已经基本实现了“革命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目标，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闻。

在粟裕的努力下，苏中成为我军南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心。在此基础上，新四军1师和6师的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与提升。1师下辖的3个旅，日后发展成为华野赫赫有名的“铁拳部队”1纵、4纵和6纵。

既有“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之能，又有“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之才，从这一点来看，粟裕不仅在军事指挥方面是元帅级别，根据地发展建设方面同样也是元帅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