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 | 以义为政：赵匡胤的开国策略

本文转自“叙拉古之惑”，原文载《中州学刊》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内容提要：赵匡胤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策略，即历史上少见的义气，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包括确立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并将周六庙列入国家祀典、封柴氏后人世袭崇义公，允许后周遗老遗少对周世宗忠义及表达私人感情；将义用于统一战略，反对滥杀无辜，优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义气办法统军，不顾国法；宋太祖仍与诸将领保持义兄弟关系，多加关怀纵容，也多保全式防范。以义为政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用义治天下。宋初历史由动乱走向和平，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赵匡胤，以义为政，开国策略

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军队反叛另立皇帝，在五代经常发生，宋初仍是五代的延续，能否结束战乱，巩固政权并统一全国，是最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事关历史进程。以弱旅兵变的赵匡胤“权不重”“望不隆”， 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靠什么开创了赵宋三百余年基业呢？原因固然能列举很多，但我们发现有一点尚未引起关注。即赵匡胤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一反历史常态，以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为原则，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其中，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主要策略，是历史上少见的义气，这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本文对此试作论述，以俟指正

一 赵匡胤义气的社会和个性基础

自先秦以来，义就是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具体到宋代都城开封，历史上长期有着侠义的传统。战国时期著名的窃符救赵故事，就是信陵君、侯赢、朱亥三位的义举，其中有国与国之间的义，有人与人之间的义，有贵与贱之间的义，为义无不以命相许。正如李白在汴州专做《侠客行》诗云：“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他们的义薄云天令李白钦佩不已。隋文帝时的汴州，十分“殷盛，多有奸侠”，令皇帝担忧，以至于限制其商业繁荣。唐代诗人杜甫游访汴州，看到“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为义一掷千金或当街杀人，快意恩仇。高适《古大梁行》也云：“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 可见，三位在汴州同游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把信陵君、侯赢、朱亥三位的义举当作地域的文化坐标，感到侠义之风在唐代开封依然浓烈。

宋人延续传统的义理念，对义有着高度认识，称之为天下四维即维持社会秩序的四大支柱之一：“四维者何谓也?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义也者何谓也?……义也者，宜也，行得其宜之谓也。天道之有阴阳，地道之有柔刚，人道之有仁义，义之义大矣哉！” 所谓的义，就是行得其宜，就是合乎正义或公益的道理、举动，就是合情合理。及至北宋后期，太平繁华已百余年，开封历史传承的侠义在新环境中有了更新。开封市民“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徣动使，献遣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保护弱小、热心助人、相信他人的习俗，体现了宋代东京人的仗义、大气、诚信。价值观反映的依然是民间立场，但更加文明，减少了杀气。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赵匡胤本人生长在五代兵荒马乱之时，自小就有侠义精神，“少游关西，行到处除凶去恶”。当时武人是强势的历史主角，而他正是生长于军人之家，血液里具有军人的豪爽和令行禁止的诚信。他曾阅视缴获的后蜀宫内所藏名画，“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 如此大方，固然有他武将出身、对此不感兴趣的因素，但也不作为财产收藏，不赏赐给高官而是市井商铺，则体现他的天下情怀和平民情怀。开宝元年（968）修缮大内完毕，赵匡胤“坐寝殿，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拥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足见他豁达磊落，反感遮遮掩掩。

这种坦荡，源自并体现着自信。既有作为出身军人世家久经沙场、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的自信，更有作为皇帝君临天下、对天命的自信，正如他早年的《日食》所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宋人评为“辞意慷慨，规模远大，凛凛乎已有万世帝王气象也。” 自诩旭日东升，尽显扫荡星月的志向和所向披靡的气魄。赵匡胤即位不久，想了解民众对改朝换代的真实态度，经常微服私访。有臣僚担心安全问题，劝谏道：“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他却笑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亦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由于笃信天命，故而非但不取消微行，反而次数更频繁，并公开隔空喊话：“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慑服。” 他说到做到。有次果然遇到刺客：“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密启捕贼,帝不听。久之，亦无事。” 面对刺杀，不但不躲，反而扯开衣襟，袒露胸怀，笑着连喊让他射！而且也不追捕刺客，不查幕后策划。其豁达自信的气度，史所仅见，令时人不得不屈服。

二、对后周遗老遗少之义

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接受帝位之前即说：“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皆下马表态惟命是从。赵匡胤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輒加凌暴”，否则“当族诛汝”。这个条件也是一个与诸将的誓言。从此确立了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待以国宾。

宋太祖登极后，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京，易周帝号为郑王，太后为周太后， 并建造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原后周宗正郭玘以时祭享。 开宝六年（973）郑王去世，宋太祖“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命还葬庆陵之侧，曰顺陵，谥曰恭帝。” 先后实施了三种待遇，一是将小皇帝和太后迁往西京（后迁房州），改称郑王、周太后；二是在西京洛阳新建造周朝的皇家六庙，并把在开封的神主牌位送去，仍由后周的皇家宗正郭玘负责继续按时祭享；三是周少主十多年去世后赵匡胤穿丧服举行哀悼仪式，停止临朝听政十天，达到辍朝的最高规格，给与恭帝谥号，葬于顺陵。基本上还是按照前朝皇帝的规格对待。

具有长效机制的优待有三条。

其一，给后周柴氏以免刑特权。传说太庙藏有一赵匡胤立下的誓碑，第一条就是后周柴氏子孙享有免刑特权：“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该碑的文字记载有数种版本，首要一条就是优待柴氏。善于发史籍之微妙的清中期文人袁栋，甚至认为誓碑“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 而且终宋之世，从未妖魔化过后周，以为取代之正当的借口。凡此种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实为古代历史中的唯一。

其二，将周六庙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制度。宋朝每年有三种规格的国家祭祀一百零七次，其中大祠十七，包括昊天上帝、五岳；中祠十一，包括风师、雨师、周六庙、先代帝王、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另有“有时月而无日者”四十八：包括仲春祀九宫贵神、先代帝王、汾阴后土、周六庙，仲秋祭先代帝王、汾阴后土、九宫贵神、周六庙等，仲冬祭马步、周六庙等。 除了祭天等主要神祇的大祠外，中祠有周六庙，并序位在先代帝王前，作为前代帝王之一单独列出，优先祭享；其他祭祀中仲春、仲秋、仲冬各祭祀周六庙一次。总共每年祭祀四次，规格和频率多于历代帝王，在宋朝典礼中具有特殊地位，寄托着怀念和感恩。

其三，后代皇帝承袭宋太祖的初心，封周世宗之后世袭崇义公：“以柴氏子为崇义公，给田十顷，令奉周祀。” 此举比宋朝选自己的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的后代世世封公还早了十年。 同时拨世袭崇义公土地一千亩以保障祭祀费用，延续香火。封柴荣后代为崇义公，既有表彰周对宋的禅让之义，更有宋对周的感激之义，报本思源、慎终追远，双方关系突出在义上，故而谓之“崇义”。《论语·学而》云“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民心归向淳厚起到了模范作用。这种厚道，也是义的表现。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基以后，文武百官都是周世宗的部下，不同程度地与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一代英主周世宗“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 他们对改朝换代的巨变有适应的过程，对后周和柴荣的忠义之心依然如故，不免流露出个人感情。

翰林学士王著，就是文官的一个典型。他“性豁达，无城府”，因才华和柴荣幕府旧僚，深受周世宗优遇：“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 临终嘱咐要王著担任宰相。如此知遇之恩，而且在周世宗死后并未能入相，自然多有情绪。一次参加宋太祖的宴会，王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趍近屏风，掩袂恸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 当着新朝皇帝的面借酒痛哭周世宗，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失落和不满。但赵匡胤从人之常情看待，并不以为忤，不过是文人酒徒发泄罢了，翻不起大浪。

武将也有同样的事例。河北镇州守将、成德节度使郭崇为后周建立、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入宋后，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笃于恩义，盖有所激发尔。’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几来朝。”经常哭泣怀念旧主的行为，引起了监军的高度警惕，提醒皇帝多加防备。但赵匡胤仍然从义的角度理解非常忠实专一、讲义气的郭崇，虽然手握重兵、镇守边防，但不会对自己造成危害，所以对他并无责怪。郭崇去世后，皇家一直善待其子女，其子郭守璘官至洛苑副使，娶了宋太宗明德皇后的姐姐，他们的次女后来成为宋仁宗的皇后。

对于这些怀念故主者，由于赵匡胤对其“素知”“素谙”，不以为是对赵宋的不满和背叛，更不认为能对自己造成危险，而是从江湖义气角度，理解他们对先主周世宗忠义的私人感情，属于人之常情，有何罪可治？甚至还透露出一些敬重。体现着他深谙人情世故，顺从人性，尊重私情。对前主感恩戴德，总比转脸就忘恩负义者高尚，这是义的底线。

三、统一战争中的义策略

宋初的统一战争，是结束五代十国战乱的关键历程。统一是一个政权把其他政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斗争，通常是动用大批军队强攻猛打，或消灭，或兼并。赵匡胤虽然行伍出身，但并不崇尚暴力，不制造仇恨，其策略或愿景是尽可能不用暴力手段，比如设想用封装库的钱财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他将义用于统一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滥杀无辜，二是优待降王。

宋军平荆湖后，割据四川的蜀主曾打算“遣使朝贡”，却被大臣阻止。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权派驻的邸吏、将卒，宋太祖命令全部放还，并赐给钱帛路费，以示友好。部署统一后蜀战役时，赵匡胤一边派兵西去攻讨，一边令八作司在京师皇宫右掖门南的汴河畔，大兴土木为蜀主建造豪华住宅，“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以此向后蜀以及世人宣布接纳蜀主的诚意。平蜀以后，诏令押送孟昶赴阙，曹彬密奏云：“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余里，请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变。”宋太祖批其后曰：“你好雀儿肠肚。” 批评曹彬小肚鸡肠，缺乏大度自信。

平定南唐的前几年，赵匡胤就在京师熏风门外建造了一座大宅院，“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偫什物，无不悉具”，命名为礼贤宅，以待安置李煜。并先礼后兵，派遣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往南唐，告诉李煜要出兵讨伐，希望他归顺以免战争。在宋军节节胜利中，赵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让其使者返回转达旨意，亲自写诏“促国主来降，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 这次劝降比较见效，“国主欲出降”，却被大臣阻拦。和平解决的努力失败后只有动武，但严禁滥杀无辜。在即将攻陷南唐都城之际，赵匡胤又连续派使者再三叮嘱主帅曹彬：“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 要求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失，尤其要优待南唐皇帝李煜。

盘踞在太原的北汉十分强悍，是割据政权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甚至多次主动攻打宋朝。宋太祖第二次亲征时，围攻太原城极其艰难，伤亡惨重，最精锐的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诸班卫士请战，赵匡胤说：“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再拜呼万岁。” 把亲军将士的生命看的比太原城还重而撤军，是对近卫军的仁义。此役没有得到北汉，却得到了将士的忠心。赵匡胤曾通过谍者向北汉主刘钧传话：“君家与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北汉主也是通过谍者回话：“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一，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刘钧，开尔一路以为生。’故终孝和之世，不以大军北伐。” 北汉是后汉被后周灭亡遗留的一支，不愿打仗的赵匡胤提出我们之间并没有仇恨，何必因为战争使这一方百姓困顿遭殃呢？你如有意拥有天下，那就下山决一胜负！刘钧有自知之明，坦陈实力不及宋朝十分之一，之所以坚守此弹丸之地，不过是勉强延续刘氏帝王庙的香火祭祀而已。赵匡胤闻其言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暂时放他一马，只要刘钧活着就不再北伐。曾当众宣誓：“朕今取河东，誓不杀一人。”宋人赞叹道：“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 另有记载说，“汾晋之俗悍而悖，当五代国初时，号难攻取。昔太祖皇帝亲征，道过紫岩寺，乃焚香自誓，不杀一人。晋人闻之，于是坚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 不食诺言，坚守信义，宁愿暂缓统一。

最典型的要数吴越国王钱俶。他两次来朝，赵匡胤均高接远送，待遇极高，而且屡次宴请钱俶及其子钱惟浚。一次宴会上，赵匡胤令钱俶与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叙兄弟之礼。钱俶伏地叩头，再三辞以不敢，才得以推辞。两人把酒言欢时，钱俶曾自比受制难飞的凤凰，赵匡胤忙起立抚摩着他的背说：“誓不杀钱王！” 钱俶第一次朝觐即将回归时，数十位朝臣上疏请将其扣压，宋太祖皆不采纳，说：“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钱俶朝辞时，“力陈愿奉藩之意”，宋太祖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意为只要我活着、你活着，就保留吴越国。随即交给他御封一匣，指示他回国后再打开看。钱俶到杭州看见里面“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赵匡胤通过这种笼络方式，既彰显了义气，又向吴越国施加感情压力，等于开出了归顺的时间表。

对于入宋后叛乱的藩镇，赵匡胤也用尽了江湖义气手段。建隆初，刚即位的赵匡胤派使者安抚各地藩镇，其中对盘踞在上党的李筠加升为兼中书令。忠于后周的李筠不服，意欲拒绝，被将士们劝阻，才勉强下拜，“貌犹不恭。及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悬壁，涕泣不已。宾佐惶骇，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为讶。’”赵匡胤传话道：“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既为天子，独不能臣我耶？”但李筠自以为“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禁卫皆旧人，闻吾之来，必倒戈归我，况有儋珪枪、拨汗马，何忧天下哉。”还是发动了叛乱，最终兵败自杀。无独有偶，淮南李重进反叛前，赵匡胤派官前往赐以铁券，后又召见其在朝廷担任宿卫官的两个儿子劝说道：“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汝速乘传往谕之，吾不杀汝也。”两个儿先是惊恐战抖后是感激流涕，遂赶往扬州劝说父亲，“重进方与诸军议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进大骇。士卒闻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师压境，重进不知听为，遂赴火。” 虽然未能使之投降，但和平的努力动摇了军心。

统一后汇聚在开封的各割据政权首领，无论主动投降还是顽抗被俘者，赵匡胤都没有斩草除根，反而十分优待，尽显仁义。南汉皇帝刘鋹原来经常用毒酒杀害大臣，有次赵匡胤赐他喝酒，被吓得捧着杯子哭求道：“臣承祖父基业，拒违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矣，愿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感到好笑的赵匡胤说：“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随即接过他的酒喝下，另外给刘鋹斟酒。刘鋹深感惭愧，忙顿首道歉。 曾有人劝宋太祖诛杀降王，恐怕“久则变生”。他笑道：他们“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 实力和心理的自信，是赵匡胤宽宏大量的基础。

荆南政权的高官孙光宪，面对宋朝的崛起和咄咄逼人之势，曾劝谏首脑高保勖说：“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 赵匡胤的仁义成为实现统一的精神武器，瓦解了割据政权坚守的信心。

四、统领军队的义方式

古人云慈不掌兵，历来强调治军令行禁止，严惩违令者。但赵匡胤却大量采取了江湖义气的作法，处理与藩镇的关系。

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曾有部下军士“告其谋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 谋反是大罪，也是宋初最敏感的大忌，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张永德或被诛杀，或被逼反叛。但赵匡胤并没有大惊小怪，反而把告发的士卒绑缚交给张永德，任其全权处理。张永德也不含糊，仅象征性地按轻罪将其打了十板而已。

另一例是洺州防御使、西山巡检郭进。有部下军校逃到开封告其谋反，赵匡胤“诘问其故，军校辞穷，服曰：‘进御下严，臣不胜忿怨，故诬之耳。’上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释不问，使御河东寇，曰：‘汝有功，则我奏迁汝官，败则降河东，勿复来也。’军校往死战，果立功而还。” 该下级军官怨恨郭进治军严酷，宋太祖将其押回，交给郭进处死。面对诬告者，严厉的郭进却一反常态，既不杀也不打，反而派他迁往河东战场抵抗外敌，特别叮嘱道，如打胜仗立战功会提升官位，如打败仗则不要回来，干脆投奔敌军吧。

这两例相似的事件，反映了许多问题。从皇帝角度而言，对告反高度重视故而亲自接待询问，十分谨慎故而仔细盘问，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下，既不严惩诬告者，也不责怪、密查其长官，而是交还长官处置，表明对将领的信任，笼络其心。从被告将领而言，对皇帝的作法心领神会，不杀避免了灭口的嫌疑，不处理则部下群起效仿无法带兵，故而或象征性地予以轻责，或给其将功抵过的机会，甚至明确指出另一条生路，兵败可以投敌以免回来被治以战败之罪，可谓仁至义尽。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坦荡无隐，整个事件远离军纪国法，充满了江湖气息。君臣关系遭到破坏，军队没有查处真相之骚乱，国防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巩固。赵匡胤曾令为武将郭进建造一座宅邸，“厅堂悉用㼧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无妄言。’上宠异将帅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在此，连贵贱礼制也抛弃了，主动让其僭越。

再一类型，是两例边防驻军将领贪财贪色、欺压民众案件。沧州节度使张美，强娶民女为妾，还受贿民财四千缗。民女的父亲进京控诉，赵匡胤召见时没有调查案件，反而为其辩解：“太祖召上书者谕之曰：‘汝沧州，昔张美未来时，民间安否？’对曰：‘不安。’曰：‘既来则何如？’对曰：‘既来，则无复兵寇。’帝曰：‘然则张美全汝沧州百姓之命，其赐大矣，虽取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贬此人，杀此人，吾何爱焉，但爱汝沧州之人耳。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复敢。汝女直钱几何？’对曰：‘直钱伍百缗。’帝即命官给美所取民钱，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为，母叩头谢罪，曰：‘妾在阙下，不知也。’乃赐其母钱万缗，令遗美，使还所略民家，谓之曰：‘语汝儿，乏钱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岁时赠遗其家，数慰抚之。’美惶恐，折节为廉谨。顷之，以政绩闻。美在沧州十年，故世谓之沧州张氏。” 张美改弦易辙，治理沧州取得良好业绩。

另一例与此基本相同。镇守关南的李汉超，被人告发强娶民女人为妾、借贷不还的不法行为，赵匡胤召见民女之父问道：‘汝女可适何人？’曰：‘农家也。’又问：‘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曰：‘岁苦侵暴。’曰：‘今复尔耶？’曰：‘否。’太祖曰：‘汉超，朕之贵臣也，为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责而遣之。密使谕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李汉超被感动的更加衷心耿耿。

在这两事件中，赵匡胤混搅了抢民女为妾与合法娶妾的法律界限，以及为人妾与为人妇的身份区别，更以两将领不守边防百姓连家都不保的歪理，将保卫边防之功与欺压百姓之罪相抵，不惜牺牲百姓利益尊严，竭力保护武将的利益尊严。目的是笼络武将对其感激流涕，以死报答，而受害百姓则用金钱收买弥补。

五、对结义弟兄的关怀纵容

唐末五代纲常沦丧，人伦混乱，但结义盛行。靠情投意合而非血缘关系结成的兄弟，越是兵荒马乱越普遍，军人尤其热衷于此，皇家也不能免俗。唐昭宗因救驾之功，甚至让李克用与两位亲王结拜为兄弟，“近古未有也。” 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太原李筠曾说：“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 直接与周朝皇帝攀为义兄弟。那么，五代时期生在军营、戎马半生的赵匡胤，自然也有不少结拜兄弟。

后周的高级将领赵彦徽，就是赵匡胤的结拜把兄，“与上同事周世宗，上尝拜为兄，及即位，擢领旄钺。先是，彦徽自镇来朝，上为开宴，宠顾甚厚。彦徽饮酒过度，因致病，车驾幸其第，赐钱百万，遽令归镇，仍遣其子闲厩副使继能侍行。彦徽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巨万，上闻之，始薄其为人。” 宋太祖登基后，对来朝的赵彦徽非常热情，筵席中畅饮使之大醉致病，并前往其家看望，赏赐巨额钱财。为避免再次因醉致病，让他赶快躲开朝廷的酒场归镇，特别允许在朝廷任职的儿子（通常起着人质作用）随行。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去世，“上雅与延钊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犹呼为兄。” 赵匡胤登极为帝后仍然承认义兄弟关系，按结义规矩称兄尊敬。多人结义有义社之称，五代时很普遍，最著名的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解州刺史王政忠。” 以上九人，加上不便列入的赵匡胤为十人。这是唯一完整、可靠的十兄弟史料，其排序显然不是按官位，也不是按年龄：查李继勋（916年生）比石守信（928年生）年长却排在其后。至于赵匡胤在其中的排位，也不得而知。

结义兄弟的亲密关系，至少在社会层面上胜过血缘兄弟，尤其是军中的结义，多是生死之交，所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如赵匡胤所言：“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慕容延钊病重时，赵匡胤十分关心：“延钊寝疾，上自封药以赐，闻其卒，哭之恸。礼官言：‘为近臣发哀，哭声宜有常。’上曰：‘吾不知哀之所从出也。’” 另一结拜兄弟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审琦，“素不能饮，尝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琦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自此侍宴常引满，及归私家即不能饮，或强饮辄病。”为了让他享受“天之美禄”，赵匡胤向天祈求赐酒量，私交甚笃。王审琦突发急病，“帝亲临视，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恸。赐中书令，追封琅琊郡王，赙赠加等。葬日，又为废朝。” 由此可见，赵匡胤对结拜兄弟感情真挚，为其去世发自肺腑地痛哭，显示着真性情，而不顾皇帝身份的矜持和礼制的约束。赵匡胤时常流露出的真性情，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或迷惑力。

既然亲如兄弟，宋太祖在政治上、生活上自然多有私情关照，纵容庇护。如石守信“镇郓州，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计。尤奉释教，在西京造寺，募民辇致瓦木，驱督峻急，而所给不充其佣直，民甚苦之。” 李继勋“数典大藩，所至虽无善状，然以质直称。性俭啬，服用朴素，酷信释氏，每造寺施僧，则不计其费。与太祖有军中之旧，故特承宠遇。” 韩重赟同样“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 他们剥削百姓、荒政乱政以及贪财、佞佛等行为，都是赵匡胤默许的特权。损害的不仅是吏治，更是一方百姓。赵匡胤以部分民众利益代价，换取了皇位稳固。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然守信之货殖巨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 他们有意贪渎崇佛，招惹民怨，未必不是为了消除皇帝的戒心。所谓“太祖善御，诸臣知机”， 多年的兄弟关系，手足之情，莫逆于心，配合的十分默契。

六、对结义弟兄的保全式防范

一时的结义关系通常相伴终生。问题在于赵匡胤当了皇帝，与高级将领的兄弟关系改变为君臣关系，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得非常微妙复杂，成了双刃剑，必须重新规范。单靠感情用事失去了理性判断的的赵匡胤自己，其江湖义气一时难以自拔，置身局外且高度警惕的宰臣赵普，力主敦促防范。

太祖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符彦卿是赵匡胤尊敬信任的义兄，认为对他非常善待，不会辜负自己，可以掌握军权，对赵普的猜疑与劝阻很不以为然。最终，被直言不讳的赵普一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点破，幡然醒悟，中止了对符彦卿的任命。李焘记载又云：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

赵普要求解除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禁军统帅职务，改换其他非要害岗位。赵匡胤坚信这些义兄弟绝对不会背叛，不料赵普改变策略，从另一角度把皇帝逼醒：问题在于他们不能约束部下，如果被黄袍加身就身不由己了。同时也给了赵匡胤合乎义理的台阶：防范的不是结义兄弟，而是其部下。

既有私人感情问题，又有江湖义气问题，更有朝廷利益关系，三者的统一协调，必须高度重视与谨慎。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延续各种关系，但难保不发生意外；二是果断消除潜在的兵变因素。以感性的赵匡胤之性格和义气，如果没有理性的赵普屡屡劝说，不会选择解除自己信任的弟兄兵权。既然选择了后者，仍然有两条方式，一是以种种罪名诛杀等暴力方式，二是劝说他们主动交出兵权的温和方式。赵匡胤没有选择历史上兔死狗烹、诛杀功臣那种很“不义”的方法，而是选择了一条新办法，在觥筹交错的义气场中，既能维护朝廷稳定，又不伤害义兄弟的利益。

他先做了次大胆尝试：“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 建立宋朝后，那些手握重兵的义兄弟摇身一变为皇帝的把兄弟，更加骄横。赵匡胤采取私人化的手段，带领他们佩戴武器骑马郊游，有意选在一片面积广大的密林中野餐。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借酒劲一再动员大家谁想当皇帝可以杀他！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骇世惊俗，令众人惊恐不已，俯首于地簌簌发抖。这是深谙江湖义气的作法，借酒加浓兄弟情义，故意来到没有外人的密林中，给他们提供刺杀的机会，表达自己可以不惜生命成全弟兄们的帝王梦，显得格外义气。其实用的是反向激将法，完全是陈桥兵变之际所说“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的翻版。结果，受到惊吓教训的义兄弟确认了赵匡胤神圣君主地位，一改常态，从此俯首帖耳。

此后开展的收兵权、收财权行动，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完成的。

先看收兵权。建国的第二年，赵匡胤在赵普的策划下，将石守信等将领招到酒场：

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復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復除授云。

在这场精心设计的酒宴中，赵匡胤采用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思想教育。先喝酒造哥们义气的亲密氛围，表达心声：首先感谢弟兄们的拥戴；接着抱怨当皇帝的难处，自己整晚忧愁失眠，还不如像过去、像你们那样当节度使快乐；其三点明原因是担心帝位不保，你们当然不会有什么二心，担难保部下不再发生一次黄袍加身；最后灌输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以洗脑，指出解决的出路：一是解除兵权，到大州府担任长官；二是多多置买田宅等不动产和歌舞伎乐、小妾，天天饮酒作乐，充分享受富贵人生；三是皇家与他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消除猜疑、各自安心，确保交还兵权后人身安全。众将先惊后喜，接受了人生新安排，全部罢免了实际的军职，赵匡胤果然“赐赉之甚厚”，大加赏赐。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成功的酒宴，政治、军事、义气的含金量远远超过了“鸿门宴”。

再看收财权。沿袭五代藩镇体制，宋初各地驻守的藩镇拥有一方兵权和财权，势必出现肆意增加赋税、搜刮民户以满足奢侈、壮大实力的现象，不利于国家财政和民众利益。

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故，常取于民无节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赐饮款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除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为钱几何?方镇具陈之。上谕之曰：“我以钱代租税之入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相宴乐何如?”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

赵匡胤召集各藩镇到皇宫喝酒，互诉衷情。问清他们赋税收入除了交公上供外、自己留下多少花销后，提出朝廷代百姓支出这笔钱供他们享用，前提是交出权力离开当地，到京师来天天与皇帝喝酒。从此，州县赋税收入一律归朝廷所有，也免除了百姓的额外赋敛，一举两得。

与已经跋扈二百余年的军阀商谈交出权力，几乎是与虎谋皮，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赵匡胤使在中央的将领到地方，在地方的将领到中央，前者交出兵权，后者交出财权。政治江湖的事还要用江湖义气解决，赵匡胤既没有杀气腾腾地武力解决，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肃解决，而是采取惯用的和平手段，以两场酒宴为媒介，在江湖义气的氛围中，立足人性，充分照顾他们的私人和子孙利益，实现了双赢。其实是用荣华富贵的生命与武将兵权的一种赎买交易，无疑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善待、保全。酒肉当然没有这么大的作用，觥筹交错演绎散发的义气即浓重的人情味，才是看不见但不可忽视的软实力。清高宗对此十分钦佩，曾道：“太祖退藩镇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间，君臣之分，情义兼隆。” 他敏锐地看到“杯酒片言”中的“情义兼隆”。

义的一个原则是恪守信用，所谓“信以成义”， 无信则无义。那么，赵匡胤许诺诸将的优待是否落实呢？上文显示，丰厚的物质赏赐随即兑现了，让他们到各大藩作威作福也是事实，再看与诸将结亲一例。

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就把自己同母妹燕国长公主，嫁给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开宝三年（970）正月，镇宁节度使张令铎被罢免了军职，赵匡胤随即“令皇弟光美娶令铎女为夫人。” 让他成为皇弟、亲王的岳父。同年六月，赵匡胤的长女封昭庆公主，然后下嫁给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王承衍，“承衍，审琦之子也。” 开宝五年，皇第二女延庆公主下嫁给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后来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又将皇第四女即秦王廷美之女封云阳公主，嫁给了韩重赟之子韩崇业。其中，王审琦、石守信、韩重赟三人是义社十兄弟，从此又成为儿女亲家，亲上加亲，关系更密切。事实证明，赵匡胤兑现了许诺，言而有信，体现了契约精神，从而成功地把江湖资源转化为政治优势。

结 语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善待自己效忠过的后周皇室，善待抵抗过自己的割据降王，善待怀念前朝的大臣，善待帮助自己得天下的功臣，以温和的方式对冲了长期以来的暴力，适应了“天厌乱久矣” 的历史需要，其义气贯穿了宋朝的建国和统一，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为历史贡献了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模式。时代厌乱求和、厌杀求生，赵匡胤尝试了和平建国，尝试了部分和平统一，再尝试和平稳定并取得成功，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以义为重，用义治天下，也即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相传陈抟曾言：“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 便可见义在宋初的作用之大。正是对义的高超运用，显示了赵匡胤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怀柔弥兵，在历史中留下独特印记。他基于我们一贯忽略的人性，精通人情世故，恪守诚信，展示独特的人格魅力，人性的高贵，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赵匡胤的成功，是江湖道义的胜利，是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胜利。

以义为利，以义为政，并非赵匡胤的发明，先贤对此早有论述。如孔子《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天志上》：“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耕柱》：“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赵匡胤式的江湖义气，将这些理念具体化、人格化、平民化，并予以实施。有学者研究了春秋时期义对礼、利、德的统摄，指出义是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正是得益于义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春秋社会才能在礼崩乐坏的大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可靠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千四百多年以后的宋初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基本理念长盛不衰，由动乱走向和平的过程，也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宋代推行的崇文抑武、不杀士大夫等国策都源自于此，乃是国家大义、社会公义。

为了皇位稳固，笼络江湖兄弟等武将，赵匡胤常不惜牺牲部分百姓利益为代价。这正是司马迁所言的侠义缺点：“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不讲理法，只讲义气，将义置于国法乃至礼法之上，更多地体现着人治独裁。欺压弱者，正是侠义精神所不容忍的行为。但相比暴力而言，社会成本却是低廉的。

史籍中赵匡胤的故事未必都真实，难免杜撰、夸张，那也是按原型基本情况塑造的。流传千古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侠义故事，虽非信史，也不会是无源之水。在历代皇帝中，唯有赵匡胤的仗义最突出，因而被演绎传颂至今。元代戏剧中的皇帝戏多，历代皇帝中以赵宋王朝为最，多是有恩必报、助人救人的形象，其中宋太祖的故事占了将近一半的数量。 清代又出现了赵匡胤故事集大成的小说作品《飞龙全传》，确立了赵匡胤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形象。这种平民化的情感最容易共情，最受欢迎，所以最能流传久远，对历史影响最大。

充满血腥诡诈的政治历史强化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忽视乃至不相信温情和义气，尤其是怀疑兵变起家的武夫皇帝，常常有意无意地屏蔽情义的存在和作用。这其实很可怕，会黑化历史，消蚀情义，默认冷酷残暴的合理、必然性。历史是善恶并存的，绝非恶者永胜。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证明，“崇文抑武”“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以及把“绿色”引入政治 等等，都是武将建立的宋朝对历史的新贡献。辨识并承认、肯定善行，不仅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必要，还是温暖现实、培育未来的需要，刀光血影中的点滴绿色，更值得珍惜。以史实为依据惩恶扬善，也是史学家的责任之一。何为扬善？当然不是虚构、夸大，而是揭示被误解、掩盖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