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四万亿，出口解禁，黄仁勋翻盘再战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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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年内第三次到访中国大陆，先是14日给雷军站台，跟小米汽车合照。

接着昨天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突然宣布，美国政府已经批准英伟达的出口许可，英伟达将开始向中国销售H20AI芯片。

这个芯片是英伟达专门给中国市场设计的AI芯片，整体性能低于英伟达目前最先进的B200芯片，但要高于华为的910B芯片，在之前的中国市场份额近乎垄断。

但在4月份，H20芯片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口中国，国产AI芯片得以开始崛起的机会。

黄仁勋开始在各个场合进行游说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市场之一，也是美国企业在全球取得成功的跳板，赢得中国市场的平台将会引领全球。

最终这番逻辑成功翻盘，让美国政府取消了之前的出口禁令，英伟达得以再次进入中国市场。

消息一出，英伟达股价盘前上涨4%，港股腾讯上涨3.5%，阿里巴巴涨超7%，万国数据涨超12%，中概股盘前集体走强。

而在上周，英伟达刚刚成为全球首个突破4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黄仁勋的净资产达到1430亿美元，这周很可能超越巴菲特的1440亿美元。

对于英伟达来说，解禁的消息无异于双喜临门。

对于国产AI芯片企业来说，英伟达的直接进场会进一步刺激市场竞争，压力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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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回顾从2022年ChatGPT掀起的AI革命浪潮，虽然有着众多企业脱颖而出，但只有英伟达在三年多时间股价上涨超过15倍，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了AI时代最大的赢家。

但在英伟达的历史上，重大危机一点也不少。

1995年，英伟达首款产品NV1因为不兼容主流游戏标准，音频模块设计缺陷导致退货潮，游戏公司世嘉撤资，公司账户仅剩300万美元，裁员60%。

2001年，微软推出的Xbox游戏机采用了英伟达芯片，但因为芯片成本过高，甚至超过Xbox售价，微软要求降价被拒绝，双方诉至公堂。

微软随后把订单投向竞争对手ATI，导致英伟达在独立显卡市场的份额从2001年的48%骤降至2004年的37%，ATI升到了59%，英伟达市值从2001年高峰期下跌超过90%。

2008年，英伟达多款笔记本GPU因为封装材料缺陷，引发大规模故障，支付高额赔偿金不说，又失去苹果等核心客户，股价跌幅超过80%。

2022年受到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PC市场需求下滑以及加密货币市场再度崩盘，英伟达股价从346美元跌到108美元，跌幅68.7%。

2025年4月的贸易战，也一度让英伟达股价下跌近50%，我由于贸易管制原因，错过了一次雪中送炭的机会。

有产品缺陷、市场需求、外部环境各种因素，黄仁勋是怎么一步步扛过来的？

这几年我一直研究AI市场，从大模型、应用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现在看到如日中天的英伟达，其实在2024年之前，美国也没有多少关于英伟达的报道和书籍。

但是，作为投资人，我除了关心公司的战略、经营、财务数据之外，我还会关心产生这些战略决策的底层原因，尤其是英伟达多次暴跌之后如何逆风翻盘。

在研究中，我就发现企业创始人、投资大神在童年的成长经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战略决策、领导风格以及成就大小，类似我们说：3岁看大，7岁看老，三岁定80。

像黄仁勋的成长经历，是面对重大挫折实现逆风翻盘的重要原因。

我在研究黄仁勋过程中，发现AMD公司CEO苏姿丰，居然和黄仁勋是亲戚。

黄仁勋母亲罗采秀和苏姿丰的外公罗伯沐是兄妹，两个人同出生于中国台湾，都成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但童年成长经历的差异，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成长路径以及决策逻辑。

黄仁勋是动荡环境中淬炼的生存者，1963年出生于台南，9岁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移民泰国，后来政局动荡被送往美国肯塔基州的乡村寄宿学校。

这所学校充斥着问题少年，为了生存，他放学后清扫宿舍，躲在角落看书，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在危险中求存的能力，黄仁勋后来也说“我打扫过的厕所比任何CEO都多”。

高中阶段，黄仁勋随父母定居俄勒冈州，16岁考入俄勒冈州立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大学期间，他通过兼职补贴学费，在实验室结识妻子Lori，立下30岁前创业的誓言。

1983年毕业后，他进入AMD担任芯片设计师，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创立英伟达奠定了技术与管理基础。

早年的动荡与寄宿学校的磨砺，赋予黄仁勋极强的抗压能力与冒险精神。

他说：“那段经历教会我，要么成为猎物，要么成为猎人。”

这种生存哲学贯穿职业生涯，使他在英伟达几次濒临破产的时候，仍敢于押注GPU与AI的未来。

像奠定英伟达在AI霸主地位的CUDA（通用计算架构）平台，就是黄仁勋在华尔街一边倒的质疑和否定中坚持下来的。

另一边的苏姿丰，成长经历就比黄仁勋好很多了，她是高知家庭中的学霸。

苏姿丰1969年出生于台南，3岁就跟随父亲，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博士苏春槐移民美国，定居纽约。

父亲从事统计工作，母亲是会计，家庭氛围充满学术气息，父母用典型的亚裔教育方式，从小鼓励她学习数学和科学，甚至让她7岁背诵九九乘法表。

在这种环境下，苏姿丰10岁就展现出对工程学的天赋和兴趣，初中跳级，高中就读于培养出9位诺奖得主的纽约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并加入数学队，获得被誉为“少年诺贝尔奖”的西屋科学天才奖。

17岁，她以优异成绩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本硕博连读期间主攻半导体技术，24岁获得博士学位。

稳定的家庭环境与早期学术成功，塑造了苏姿丰自信、严谨的性格，也让她始终以“工程师思维”看待商业决策，这是她后来带领AMD实现技术逆袭的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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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的“赌”与苏姿丰的“稳”，让我想起了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投资大师，巴菲特和索罗斯，他们的成长经历同样各不相同。

巴菲特1930年出生于美国中部的奥马哈，父亲是股票经纪人和国会议员，巴菲特在10岁就被父亲带着造访纽约证券交易所，见到了纽交所的成员莫尔和高盛公司合伙人西德尼·温伯格。

这种中产家庭的稳定环境，形成巴菲特偏好稳定，强调护城河、现金流和管理层质量的长期主义投资风格。

但索罗斯就不一样了。

他和巴菲特同年出生，但是身在二战期间的匈牙利，并且，他还是一个犹太人。

14岁他就伪造身份躲避纳粹，17岁流浪到伦敦读书打零工赚学费，这种动荡经历让他在投资中发展出“反身性理论”。

也就是市场预期与现实会相互强化，危机也是机会。

因为，索罗斯非常喜欢利用市场的非理性来进行大赌注，像1992年用10倍杠杆做空英镑，获利20亿美元，被誉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我也在这一年进入投资行业。

1997年索罗斯发动亚洲金融风暴，让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股市汇率崩溃，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服务的香港证券公司也在这一串危机中破产了。

与黄仁勋类似，索罗斯的冒险精神源于对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我从核心驱动力、风险偏好、决策风格和案例四个维度，对比分析四位商业领袖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未来的经营和投资风格。

黄仁勋的冒险来自生存竞争的烙印；苏姿丰的严谨源于精英教育的规训；巴菲特的保守植根于中产阶层的安全感；索罗斯的激进是动荡时代的生存策略。

这些案例表明，成长环境不仅塑造了性格，更会通过认知框架影响未来的决策模式。

在半导体与金融这两个高度依赖远见与执行力的领域，这种影响尤为显著，苏姿丰与黄仁勋的技术路径之争，跟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之战极其相似，背后都是成长刻下的印记。

今天，AI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已经有英伟达这样的先行者突围而出，只有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到决策逻辑，才有机会在重大时刻登上时代的列车。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错过AI，错过的不是一个技术、产品、股票，错过的是一个时代！

责任编辑|罗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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