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蒋介石主动求战还是被逼应战？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南京政府在上海采取死守策略，当然最基本因素是蒋介石自己的战略信念和抗日决心，和他认为只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就会得到胜利的性格。但是除了企图在现场给予日军迎头痛击之外，他可能还受到两种考虑的影响。

第一是在国内希望影响华北战场，第二是在国际希望取得支援。需要分别加以考虑。

南京政府正是因为它在1930年代内政上的励精图治，激发日本受威胁感而决定加紧它的侵略步伐，但是它无法同步强硬抵抗日本侵略又使它在国内饱受批评。

到1937年，它的信誉已严重下降。如果卢沟桥事变爆发而南京政府再不表现坚定立场，则人们便更会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在为养精蓄锐部署内战而避免外战。在此情形下，南京政府将会百口莫辩，也会更难说服地方实力派加入抗日行列。鉴于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猜疑与隔阂，南京军事领袖们必须采取坚定立场，才有可能赢得地方部队信任，使之与中央并肩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事与愿违，因为南京政府对华北作战部队缺乏直接控制权，因此使它对于中国军队在华北抵抗所表现出来得的极端懦弱和无能，产生了极大担忧，而又缺乏影响力。而对于军纪的维持，更是有心无力。

南京政府既不能在华北战场维持军纪，又不便把这些现象公之于世，只能在内部文档（报告、电文、日记）中看出端倪。

比如说军令部接到报告称，孙殿英部队在曲阳地区到处奸抢百姓和偷袭友军夺取枪支，挪用军饷购买军械，而又向老百姓强取军食军饷，其所得额超过其应得军食军饷好几倍。军令部又接到中央军卫立煌报告，抱怨许多部队的训练和配备都低劣到无法固守阵地。

这些部队赏罚不明、官无斗志，而且自由撤退、无法指挥。南京政府派遣地方军队去作战之前必须先和它们的将领们进行磋商。地方军人有权力拒绝中央指派作战任务，可以拒绝中央派遣的军队进入他们地盘，也可以拒绝中央政府把他们的军队调开。

换言之，华北地区对日抗战仍然是地区分割，互不呼应。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军队非常有限。该战区并不是军队不够，而是用兵的政治考虑太复杂，政治考虑超过军事考虑。

比如说，刘汝明部队不服从指挥、自由行动，“彼不接受电报，惟恐给他任务，东闪西避，惟恐遇着敌人。”军令部情报还显示，冯钦哉部队既不接受命令，又不能控制部队，“拥兵观望”。门炳岳与马占山两个部队不和而分道扬镳，放弃原定防守计划。邓宝珊无法控制部队，而其给养又被马占山夺走，使之无法作战。对于这一切行为，南京政府完全无法施加影响力，只能由蒋介石亲自发电报加以个别劝导或勉励。

华北前线军队时常不战而乱，有如中邪，而且各军之间缺乏联系，无怪乎它们的部下多数在溃散中而不自知，产生大批溃兵军纪败坏，大量扰民。此类情形恶劣到连山西领导人贾景德也感叹，“前方作战之不力，丑态百出。”

虽然阎锡山此时立场仍然主战，并且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入山西支援，而蒋介石也派卫立煌，郝梦龄，冯钦哉，曾万钟驰赴支援，但是阎锡山自己的山西部队同样地作战无能。根据何应钦接到的报告，山西军队从来没有坚持过3个小时以上战斗，大同重镇失守是山西军队“闻风溃散”而不是打败仗。

日军在华北作战顺利的部分理由固然是因为平原作战让它可以发挥武器优势，但是山西、察哈尔并不是平原，而抵抗力依然薄弱，主要原因是西北军、东北军、山西军普遍存在士兵缺乏训练和军官懒惰，才会出问题。其中特别是西北军的骨干部队第29军，号称十万人而且装备充沛，但是除了少数单位的确奋力守土，大部分部队陷于指挥混乱，缺乏作战决心。

为了阻遏将领们贪生怕死，南京政府曾经在1937年8月份颁布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对于军人不服从命令，临阵退却，通敌，降敌，扰乱军心，扰民欺民者一律判处死刑。

又在9月份设立“军法执行总监部”。该月山西将领李服膺未奉命而自行撤退，在全国一片哗然指责中，成为第一个被枪毙的地方实力派将领。与此同时被处罚的有29军军长和中央军刘峙。这类处罚在战前绝无可能，但是南京政府希望借此严刑厉法去提高士气。

然而此类措施显然不能奏效，因为在整个华北战区，失职潜逃和抗命不战的实例依然层出不穷。10月份津浦线之败，就是因为东北军不战而退，但是却向外界讹称军长壮烈牺牲，成为笑话。在山东前线情况则是敌军既不进攻，中方也无力增防，类似空城计。

而韩复榘拥兵自重，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和对中央若即若离，更是让南京政府无计可施。而此时军令部接到傅作义报告称旧国民军和马占山部队数千人“纪律极坏，惟思扩张实力”，而东北军和山西军又“皆各不相顾，亦不寻敌”。

上述这些情况，导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将军做出分析，认为华北地方军队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内外不一”，指的是他们做足表面功夫，展现慷慨激昂的抗日姿态，但是内心懦怯消极，用兵时留下后路，不肯吃亏。他们最初的动机是舍不得丧失土地而派兵，随后又盲目增兵。

这种“为地派兵，非为战派兵，结果地兵两失。”

徐永昌的分析把开战初期就已经显露出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队的政治盘算非常清楚地指出，难怪中央军在华北战场和地方军队并肩作战过程中屡屡遭受巨大伤亡率。而且在此后八年抗战过程中，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难以化解的矛盾早在此时已经露出兆头。

这些华北部队作战无能无勇的丑态，很可能增加蒋介石的压力，使他感到如果他对日本“不战而屈”阴谋的对策是“战而不屈”，则他必须另辟战场把中国军队“战”的实力表现出来，而淞沪地区是他可以控制的地区。

其次是他也必须在淞沪战场做出好榜样去激励华北守军和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才能维持长期抗战，彻底打破日本不战而屈的美梦。

而这个压力也可能让蒋介石超乎寻常地坚持“死守”接受牺牲。不幸的是，上海部队英勇作战榜样并没有感染华北部队去加倍努力作战，因为后者多年养成的心态和陋习绝不是朝夕之间可以革面洗心的，更何况许多部队根本缺乏国家民族意识。

阎锡山下令枪毙李服膺，虽然全国称快，但是这种壮烈精神很快就消失无踪。到了年底，济南失守，日军过黄河的部队不过千余人，便把偌大城市夺去。蒋介石这个树立榜样的企图的代价是让上海参战部队无法恢复元气，也让此后整个抗战过程遭受到无可扭转的巨变。但是对于激励某些地方部队成为善战之师的愿望，则大部分落空。

八一三淞沪会战另外一个需要检视的因素就是它和国际局势的关联。在错综复杂的近代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和、战”如此重要的考量，除了国内因素之外，当然必需兼顾国际情形。如果国家领袖们居然只考虑单方面因素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显然属于失职或是失智。南京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

多年来颇流行出一个论点，认为南京政府选择在上海作战，其原始动机并不是要和日军一决高下，而只是想做出作战姿态去惊动西方列强的积极干预，最终达成全面性停战，借外力去替中国火中取栗。

其实平心而论，如果南京政府领袖们果真具有这份“以夷制夷”的巧思和手腕，图谋借西方外力去阻挡日本侵略中国，这本来就应该受到褒扬而不是针砭之事。

但是核心的问题依旧是：1937年国民政府究竟只是想挑起适度而象征性的战争去激发国际干预？还是不惜血本地抵抗日本侵略？

对于那些把淞沪战役看成是南京国民政府醉心于国际权谋的人们，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企图矮化南京政府的抗日决心，淡化淞沪会战的壮烈性，甚至把它看成是“偷鸡不着蚀把米”的愚蠢。

但是这个论点在逻辑上最无法说明的道理，就是蒋介石为何会投注他全部的军事实力作为外交筹码，去换取最多只能促成恢复现地战前状态的外国干预？难道中国还能期待外国军事干预最终实现收复九一八事件以来的失土？这正是那些持“外国干预”论点的人士避免回答的问题。

这类论点还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多半来自当时西方在上海的媒体，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中国通”，和地方领事馆层次的外交官。他们出于种族优越感，既自以为可以洞察中国人心中浅薄的小秘密，又不免自抬身价地认为西方国家在中国事务上肯定扮演举足轻重角色，因此自作聪明而又自以为洞若观火似地提出上述见解。

归根结底，“外国干预”论是一个典型的单因素分析方法的陷阱，从来不曾提出有力史料作为证据，却被一些人士当做是历史定论来重复使用，反而模糊了历史真相。幸运的是，南京政府和领导人留下了大量原始史料，可供读者们从国内政治军事互动的视野去剖析南京政府发动上海攻势的决策脉略，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此还可以提出一个历史背景作为参考。

事实上，早在1935年8月，法肯豪森将军就曾经提醒国民政府，千万不要在战争初期就指望西方国家施以援手。

他嘲讽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只是一纸具文，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获得任何形式外国援助前卯尽全力地独立自卫。

1937年，另一位备受国民政府敬重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也提出警告，除非中国能够下定决心，无论国际与国内形势如何发展都能坚持至少两年的单独作战，否则中国就不可选择与日本开战。

国民政府高层所信赖的外国顾问诸如此类的观点应该足以能让南京领袖们打消借用淞沪会战去挑起外国干预的妄念。说得更近一些，就在七七事变之后不到10天，美国大使馆一位武官就毫不留情地警告何应钦，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开战最初1-2个月内赢得几场小胜利，却肯定不能持久，因为日本已经花了34年光阴准备作战，而中国只花了几天时间去应战而已。

美国国务卿也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告以美国政府不拟和英国政府共同干预中日关系，因为它们本国就缺乏足够的武力对日本进行吓阻，反而可能引起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美国这个立场由美国驻华大使向蒋介石当面说得十分明白。

当然在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唤醒国际舆论同情的努力。例如，中国除了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暴行之外，也安排宋美龄与胡适向美国民众做了多次演说，还向欧洲各国派遣多个外交使团。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看作是只为达到列强干预这一个单纯目的，因为中国领袖们内心十分清楚，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日本人在中国的挑衅行为已是多不胜数。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情况变得愈发横行霸道。但是当中国政府诉诸国联或试图动员国际舆论争取列强干涉之时，国联除指责日本的非法行径外无能为力，而日本则干脆直接退出国联。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中方也未能获得外国军事干预。尽管这场危机最终在列强调停下得到暂时解决，但它足以让中国领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能否真正依赖西方国家抗衡日本在华势力。

更何况南京政府领袖也逐渐觉察到，日本在对待华北和华东问题上有显著不同的处理方式。日本的华北政策受地缘政治影响，倾向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在华东地区则更倾向依靠“和解性”的法律手段来解决争端，愿意接受国际条约与租界秩序的约束，以提高它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在1932-1937年间，日本人在华北从未停止武装冲突，不断试图使地方部队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各种形式的傀儡政权。1932年上海成为战场后，南京政府期望英美国两国进行干预，但后者最多也只能以外交形式介入。而在华北，连这种外交形式都不曾出现。因为一旦日本在华北的战略是由地缘政治考虑所主导，则西方列强就只能动用军事手段才能有效干预。然而在1937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为中国而挑战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卢沟桥事变刚发生，蒋介石便曾向美国大使透露过自己的研判，认为日本政府企图利用卢沟桥事变把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完全脱离中国控制。他估计只有当中方承认满洲国并且和日本签订防共协定后，日本才会同意外交解决。

而这两个条件蒋介石都拒绝接受。如果中国故意在上海开辟新战场仅仅是为了求得列强外交干预而已，则又何必多此一举？又如何把上海地区的外交休兵转换成阻遏华北的实质侵略？

其实对于南京政府是否诚心抗日的问题，或许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蒋介石本人。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初也曾经指望西方国家进行干预，但是后者却建议中国忍气退让，给了蒋介石一个深刻教训。

他当时写道，“余决心既定，无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且非与日本决战，中国断难完成革命也。”

几天之后，又写道，“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也。”

此后几年国际联盟的拖拖拉拉和西方国家的软弱漠视，也证实蒋介石原本判断的正确性。

如果1931年，中国对日本明目张胆的抢夺大片土地（东三省）尚且无法请求西方列强加以干涉，则到1937年中国在上海主动出击时，还被怀疑为企望西方国家施加援手，在逻辑上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南京政府主动选择上海战场的战略考量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