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给Zeus打马赛克？大连工大事件中的焦点转移术

当一所大学的处分公告，与一段跨国桃色纠纷、隐私泄露和网络暴力交织在一起时，舆论的引爆几乎是注定的。大连工业大学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公众在道德、法律、个人权利与集体荣誉之间复杂的价值取向。

然而，在海啸般的讨论中，一些广为流传的评论文章，却悄然设置了精巧的叙事陷阱。它们看似为“弱者”发声，实则通过逻辑误导和情感操纵，将一场本应严肃、多维的公共事件，简化为一出“无良高校迫害无辜少女”的廉价戏剧。本人无意为任何一方的行为背书，只想拿起手术刀，解剖这些评论文章中常见的逻辑谬误与别有用心的叙事技巧。

事实不重要么？

事件中最无争议的事实是：女学生李欣莳是隐私视频被泄露的受害者。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未经同意拍摄并恶意传播私密影像，是无可辩驳的侵权乃至违法行为。然而，许多评论文章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概念偷换。

“她只是一个被渣男欺骗、被网络暴力伤害的女孩，学校却在她伤口上撒盐，用一纸开除公告将她推入深渊。”

这类论述将“隐私泄露受害者”的身份无限放大，使其覆盖了事件的全部。它刻意模糊了两个独立但相关的层面：一、是李同学与Zeus之间的“不当行为”及其引发的“恶劣负面影响”（这是学校处分的直接原因）；二、是Zeus恶意传播视频的侵权行为。李同学作为后者的受害者，并不能自动豁免其在前一行为中的责任。将两者混为一谈，用“受害者”的悲情光环来洗刷一切，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作为成年人应承担的责任，也使公众无法对事件的全貌进行有效判断。

他们需要塑造一个“恶魔”

叙事的魔力在于剪辑。通过突出某些事实、隐去另一些，可以轻易地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对此事件的评论中，“选择性叙事”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许多文章将矛头直指大连工业大学7月8日发布的公告，将其描绘成一种突如其来的、残酷的“公开处刑”。但它们往往忽略了公告中一个关键信息：校方在2025年4月15日至24日期间，已通过多种方式尝试送达《拟处分告知书》。这意味着，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学校遵循了内部程序，并非心血来潮的“示众”。隐去这一前提，直接跳到“公告送达”的结果，无疑强化了学校“冷血无情”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隐私泄露的直接责任人，Zeus在一些评论中被奇妙地“虚化”了。他或者被轻描淡写为“一个渣男”，或者干脆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板。所有批判的火力都集中在校方身上。

这种叙事策略成功地将一个复杂的、涉及跨国侵权的法律与道德问题，简化为一场“体制内VS个体”的内部冲突。它回避了更难处理的外部矛盾——如何追究一个身在国外的外国人的法律责任？——转而攻击更容易触及的国内目标，这无疑更能煽动公众情绪，却也偏离了问题的核心。

转移焦点与案例的“别有用心”

为了增强说服力，评论文章常常援引案例。但案例的选用，最能体现其“别有用心”。错误的类比，能将读者引向预设的结论，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特殊性。

一些评论可能会将此事与网络上流传的“黑人兄弟躺地铁”等恶搞视频相提并论，意在说明“当事人只是无辜卷入了一场闹剧”。这种类比看似俏皮，实则荒谬。地铁恶搞是纯粹的公共空间行为艺术或扰乱秩序，其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而大连工业大学事件的核心，是一件极其私密的个人行为，因一方的恶意而被迫公之于众。两者的核心矛盾——前者是公共秩序，后者是隐私权与个人道德——风马牛不相及。用后者来类比前者，是在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戏谑，消解此事件中隐私被侵犯的严重性和个人道德选择的严肃性。

更高明的误导，是诉诸文学名著，进行悲情附会。例如，将李同学比作金庸笔下的刘瑛姑——一个为情所困、遭情人（周伯通）抛弃、被体制（段皇爷）无情对待的悲剧女性。

“她就像那困在黑泥潭中的瑛姑，被男人背叛，又被代表着规则的‘一灯大师’拒之门外，最终只能独自承受所有的罪与罚。”

这种比喻极具感染力，因为它唤起了读者心中深藏的同情与对不公的愤慨。然而，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情绪操纵。刘瑛姑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皇权与江湖恩怨的背景下，她的悲剧根植于那个时代的伦理纲常。将其生硬地套用在21世纪的大学生身上，是对现代法律体系、教育制度以及个人选择权的无视。

这种附会，目的不在于厘清事实，而在于构建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加“冷酷体制”的经典悲情模型，从而绕开对当事人自身行为、校规合理性、跨国追责等复杂问题的理性探讨。

有人在乎“国格”么？都是靶子！

校规中“有损国格、校誉”的条款，是本次事件最大的争议点之一。许多评论文章抓住“国格”二字大做文章，将其描绘成一把荒谬、陈腐的道德枷锁，并以此将学校乃至支持学校处理方式的网民，都打上“封建卫道士”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

但是所有人都对校誉视而不见，因为国格有流量，校誉反而成为本场舆论漩涡中最没有价值的话题，如果将舆论矛头指向学校校誉，那么本次热搜也就最多是个地区性的论战，终究不会上升到如此烈度。

不可否认，用“国格”来衡量个人私德是否恰当，完全有讨论的空间。但许多评论的目的并非讨论，而是渲染。它们将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简化为“个人自由”对抗“集体压迫”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框架下，任何试图讨论学生行为边界、大学管理权限、公共影响力的声音，都可能被视为“不尊重个人权利”。

这种情绪化的渲染，实际上关闭了理性对话的大门。它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有损国格”的行为，或许更在于Zeus将私密视频作为战利品在海外炫耀，并引发“easy girl”的侮辱性标签。将所有火力对准一个用词或许不当的校规，而放过那个真正将此事上升到羞辱层面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焦点转移和情绪宣泄。

重申一遍，解剖这些叙事陷阱，并非要为大连工业大学的处分决定做辩护。校方的处理方式是否过当、校规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义，这些都是值得且必须严肃讨论的真问题。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警惕那些利用逻辑谬误和情感操纵来带偏舆论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