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市场正面临“艰难时期”：戴蒙唱衰与增持阿里背后的逻辑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日前频繁发出对美国债券市场的警告，其核心观点直指美国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与债务风险的累积。据其6月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的访谈，戴蒙明确表示，美国国债市场正面临“艰难时期”，潜在危机可能在6个月至6年间爆发。这一判断基于美国政府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叠加效应。2025年特朗普政府延长其首个任期内的减税政策，同时配合高额关税政策的反复调整，导致联邦赤字预计在未来十年内持续攀升。

戴蒙认为，市场对美元信心动摇可能引发利率飙升，进而推高债务融资成本，形成“用脚投票”的恶性循环。这一逻辑与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1的举措不谋而合，后者同样强调赤字失控是核心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戴蒙并非孤立发声，其早在2025年4月便警告美债市场或出现“小风波”，并预测美联储将被迫干预以稳定市场。

戴蒙对美债的悲观预期，本质上反映全球资本对美国经济治理能力的担忧。美国政府近年来的政策组合，包括大规模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及货币政策反复，已显著削弱市场对其长期稳定性的信任。如白宫频繁调整关税政策的行为，不仅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还导致企业供应链成本激增，进一步推高通胀压力。戴蒙将这类问题归咎于“内部敌人”，认为美国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竞争对手，而是源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低效与政策短视。他特别提到，美国需在移民政策、税收体系及医疗保健等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年增长率3%的目标。这种批判性视角揭示了摩根大通对传统安全资产（美债）的长期价值重估，也为其全球资产配置策略的转向提供了注解。

在此背景下，摩根大通于2025年5月30日增持阿里巴巴-W，并使其股价涨约6.44%（平均成本113.6628港元）的举动，显示出其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战略押注。这一操作并非孤立事件：2024年10月，摩根大通曾单日增持阿里巴巴59亿港元；2025年4月，其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至6.25%。虽然阿里巴巴面临国内监管环境变化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但其在电商、云计算及数字支付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仍被摩根大通视为核心价值。如阿里云作为全球第三大云服务商，正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物流与用户体验，而国际市场的拓展（尤其在东南亚及欧洲）则为其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从财务数据看，阿里巴巴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达2364.54亿元，净利润123.82亿元，展现出强健的盈利能力。

安邦智库（ANBOUND）资深研究员认为，戴蒙的“唱衰美债”与“增持阿里”虽然看似矛盾，实则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

首先，美债市场的不确定性促使投资者寻求替代性资产。根据戴蒙的测算，若美国债务占GDP比例突破130%（2025年已接近125%），主权信用风险溢价将显著抬升，而中国科技企业的估值洼地则凸显吸引力。其次，阿里巴巴的全球化布局与数字经济渗透率提升，使其成为对冲美国政策风险的理想标的。摩根大通在2025年4月的内部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市场的韧性（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6.2%）为阿里核心电商业务提供了基本面支撑，而跨境贸易数字化趋势则强化了其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此外，港股通的扩容（阿里巴巴于2024年9月被纳入）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更便捷的配置渠道，南向资金的持续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流动性优势。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摩根大通的策略调整映射出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动向。传统上，美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但在债务货币化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其避险属性正被重新评估。戴蒙在2025年6月的发言中强调：“当市场意识到债务问题无法通过印钞解决时，资本将加速流向实际产出更高的经济体。”这一判断与阿里巴巴的业绩表现形成对应，其2025年ROE（净资产收益率）达13.01%，显著低于同期摩根大通自身的17.25%（受美债收益率波动影响，银行业的ROE存在虚高成分）。需要指出的是，摩根大通在增持阿里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美债市场，而是通过动态对冲策略平衡风险。如其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债券交易收入同比增长12%，主要源于利率波动带来的做市机会。

从市场来看，对戴蒙双重策略的反应则呈现分化态势。部分投资者质疑其“既预警危机又从中获利”的立场，但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机构投资者对复杂经济环境的适应性。戴蒙坦言：“危机来临时，摩根大通可能受益，但这并非我们乐见的结果。”这种矛盾性恰恰揭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悖论，风险预警与资本逐利往往并存。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

摩根大通戴蒙的警告以及该行的投资动向，很可能成为全球资金流向的关键观测指标。假如美国国债市场真出现预测中的剧烈震荡，美联储可能的干预手段包括重启量化宽松或扭曲操作，恐怕会进一步削弱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从而加速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科技资产的趋势。

从国家角度看，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的增长韧性固然重要，但这不仅依赖其自身创新，更与中国宏观政策支持力度及全球贸易规则演变深度捆绑。面对潜在的“戴蒙式危机”，各国都需要在美债资产与优质科技股之间构建一个灵活调整的战略性资产配置组合。这样做，既是清醒认识到传统金融体系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也是积极拥抱技术革新带来的价值重塑机遇，本质上是为适应不确定性时代所做的理性战略布局。

戴蒙对美债的悲观预警与增持阿里的战略看似矛盾，实则暗含清晰的避险逻辑。美国赤字扩张与政策短视正削弱美债吸引力，而阿里凭借强劲基本面，成为对冲美债风险的高性价比标的。摩根大通的操作，既是对中国消费市场潜力的押注，也折射出全球资本从传统“无风险资产”向高增长科技股的战略迁移。这种调整本质是机构在债务货币化时代，以多元化配置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