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天气4小时翻8吨垃圾找手表真值得吗？网友：谁为环卫工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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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大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逼近三十八摄氏度，广东游客卢女士的孩子不慎将智能手表遗落在高铁车厢的垃圾袋中。

一个求助电话打出去后，两位环卫工人毅然钻进了闷热且散发异味的垃圾站，在八吨散发着腐臭味的废弃物中仔细搜寻了整整四个小时，最终成功找回价值千元的手表。

这件看似“暖心”的新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称赞城市服务周到，也有人质疑是否浪费公共资源，如此操作真的合适吗？在这场关于“温情”的讨论中，谁又来真正为满身大汗的清洁工发声呢？

高温下的“大海捞针”引发的公共资源分配争议

2025年7月1日，来自广东的卢女士一家乘坐高铁出行时，孩子误将价值一千零九十八元的华为儿童手表丢弃在盛放垃圾的纸袋中。次日，卢女士拨打12345热线求助，随后大同市两名环卫工人顶着三十八度的酷暑，在八吨垃圾中翻找了四小时，最终成功寻回手表。

此次行动耗费的成本令人咋舌，按照当地环卫工每小时平均工资十八元计算，两人工作四小时需支出一百四十四元，再加上垃圾运输费用、焚烧场地使用费等，总成本至少超过一千元，远超手表本身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四小时本可用于清扫三条街道或处理二十多吨日常垃圾。

不少网友表示此举资源投入过于夸张，“如果是人工耳蜗这样的救命物品我们肯定支持，但为了一个儿童手表，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

大同市城管局副局长肖志刚回应称：“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就一定会做。”虽然听起来服务态度诚恳，但却忽视了一个现实——公共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当气温高于三十五摄氏度时，应减少户外连续作业时间；若超过三十七摄氏度，则每日户外作业不得超过六小时（含午间高温时段停工）。

然而当天实际气温高达三十八摄氏度，环卫工人不仅持续作业，还缺乏口罩、手套等基本防护装备，甚至连基础防暑物资是否发放都成谜。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健康换取“好名声”的做法，实质上是将公共服务的成本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

制度空白下的责任模糊，公共职责边界不清

目前我国相关法规并未赋予清洁部门协助寻找失物的义务，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指出：“这类事务通常由基层单位自行判断处理，容易引发公众对公共资源使用公平性的质疑。”

大同市城管局表示过去也曾帮助市民寻找过物品，却未说明所找物品的价值及所需人力成本，公众对此褒贬不一。

例如曾协助找回戒指等贵重物品，尚可解释为保护公民财产安全，但如果频繁帮忙寻找钥匙、耳机等小物件，则暴露出公共服务职责边界的混乱。

更重要的是职责划分问题，卢女士的疏忽本可通过定位系统自行追踪垃圾去向，选择自费请人或亲自寻找亦属合理，但一旦拨打政府热线，私人事务便转化为公共资源调度。

正如光明网评论所说：“热线成了个人寻物工具，公共资源的服务范围该如何界定？”这种‘全包式’服务模式实则是将城市管理变成了‘感动式服务’，忽略了公共服务应普惠大众才能持久运行的本质。

劳动权益的隐形损耗，从道德绑架走向制度保障

最令人心酸的是清洁工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他们无法拒绝任务安排，也无法获得额外报酬。尽管卢女士试图赠送红包表达感谢却被婉拒，但相关部门也未明确是否会给予奖金或其他形式的补偿。

据统计，大同市环卫工人月薪普遍在两千元上下，此次四小时高温作业没有任何额外补贴。社会学者呼吁应尽快出台失物寻回操作规范，明确费用分摊机制，避免出现“今天说不能找，明天又答应找”的反复无常现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类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如果长期要求清洁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高风险工作却不提供相应保障与报酬，势必会严重打击其工作积极性。正如环球网评论所言：“只讲感人故事掩盖不了基层劳动者的辛酸付出。”

成都某环卫所试点推行的“失物分级响应机制”或许可供借鉴：紧急物品两小时内响应，普通物品失主承担百分之五十成本，半年内协助找回三十二件物品且未引发争议。这种结合市场化机制与公共服务的方式既能满足基本需求，又能有效节省公共资源。

城市治理的深层矛盾与制度优化方向

此次事件折射出当前城市管理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当下许多城市热衷打造“网红形象”，希望通过“暖心故事”提升知名度，却忽略了公共服务的根本目标应是实现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卢女士评价大同“风景美，人更美”虽体现了游客主观感受，但若将其作为城市治理导向，极易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与劳动者权益受损。

真正的城市魅力源自于对规则的尊重与制度的完善。清华大学王教授指出：“无底线的满足所有请求，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不负责任。”参考医疗急救分级机制，公共服务也可建立优先级体系，如证件、救命药品等关键物品优先处理。

对于普通物品可提供位置信息引导失主自助寻找，或通过保险理赔等方式解决。同时应设立特殊任务补贴机制，例如合肥规定环卫工人执行非常规任务可享受三倍工资待遇。

当环卫工人在恶臭垃圾堆中翻找手表的画面刷屏网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善意，更是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大同市城管局初衷虽好，但“有求必应”的服务方式在酷暑下翻找八吨垃圾的行为，暴露出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理想的城市管理应当首先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权益，其次才是展现人文关怀。只有科学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在效率与温情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让“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温暖的力量，而不是压在一线劳动者肩头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