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里的外婆

外婆的一生平凡得几乎不值一提，但于我，却是整个童年最温暖的底色。

外婆是个瘦小的妇人，背已微驼，脸上皱纹纵横，却总带着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青黑色的，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都磨出了毛边。我幼时去她家，她总是从那个掉了漆的柜子里摸出几块冰糖或是几颗干花生给我。那柜子据说是她当年的嫁妆，后来漆色剥落，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

外公是个静默的人。自我记事起，他便极少言语，只是坐在堂屋的藤椅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烟丝在铜锅里“滋滋”地燃着，青白色的烟雾从他齿缝间溢出。

外婆会用竹篾编小篮子，会用碎布头拼成坐垫，还会做一种特别的霉豆腐，味道极是鲜美。邻居们常来讨教，她从不吝啬，细细地教。我曾见她将一块发霉的豆腐小心翼翼地放在竹筛上，置于阴凉处，如同照看一个婴儿。待得豆腐表面长出一层细细的白毛，她便用筷子轻轻刮去，再淋上自制的辣椒油。那味道，我后来走南闯北，再未尝到过相似的。

老屋的厨房很小，灶台是用黄土夯的，烧的是干柴。外婆做饭时，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有时火星噼啪爆开，我就吓得往后缩，外婆便嘲笑我胆小。柴烟常常呛得她咳嗽不止，但她从不肯让我替代。她说我读书人，不该做这些粗活。然而我看她那双被岁月和劳作啃噬得不成样子的手，却觉得读书实在是最无用的勾当。

外婆做饭的时候不算多，更多的时候是由当乡村厨师的大舅代劳。大舅很孝顺，总是不愿意让外婆多操劳。一到重要的节日，比如端午或者中秋，外婆总是煞有其事地掏出一些零钱，嘱咐大舅去集市称上三五斤鲜肉，让我们这些小馋猫吃个饱。

我始终深信，外婆从未有过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在那样一个年代，能拥有如此开明睿智的外婆，实在是命运赐予的珍贵礼物。外婆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旁人总说女儿是赔钱货，外婆却从不如此想。村里人都说：“老谭家真可怜，就一个男丁。”外婆听了，也不言语，只是把秤盘里的糖均匀地分成六份。

我的母亲是她第四个孩子，自小聪慧，外婆便卖了嫁妆送她读书。那时乡下女子读书的少，外公起初也不乐意，外婆只说：“男女都是肉做的，脑子也一样，凭甚么细妹子就不能读书？”只有大舅，外婆反倒管得严格，常说：“你是家里老大，更要恰得苦，做出老大的样子来。”母亲在湘潭县七中上高中时，大舅推着独轮车，风雨几十公里去送米和菜，有时候就在荒郊树林里睡上一个晚上。大舅常打趣说，你们姊妹以后读书出来了，第一个就要打几斤酒给我吃。

每年春节，外婆给压岁钱，总是十一个信封：五个女儿家都生了两个孩子，大舅家一个儿子，分量都一样。大表哥有时闹，说他是男孩子，又是唯一的家孙，理所应当要多拿些。哪怕是按一户一户的算，他也应该拿双份。外婆就笑：“我的秤可不管男女，也不管家孙外孙，只管公平。”大表哥不服气，就用湘潭童谣骂我们：“外孙狗，吃完就走。你们快走快走！”外婆气得拿清理鸡屎的扫帚追着大表哥打。这世上，原是有一种公平，与秤无关，与心有关。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生了场大病，浑身长满了红疙瘩，风一吹，又冒出新的来，断不了根，乡村医生都束手无策。外婆用沾了酒的棉花擦我的手脚，几天晚上没有合眼。她听到一个偏方，说是用枫树的果实熬水喝有奇效，她就一个山一个山的去找，被尖刺挂得浑身是伤也在所不惜。说来也怪，吃了那个土单方之后，我的烧很快就退了。病愈后我想吃梨，那时节梨子贵，外婆还是买了两只。她将梨子削了皮，切成小块，放在碗里让我用筷子夹着吃，她自己只啃了啃核上剩下的些许果肉。

老屋后面有块菜地，外婆种了些青菜。青虫常来啃食菜叶，外婆便持了竹签，一只一只地挑去。我站在一旁看，见她手指颤抖，却极有耐心。挑净了虫，她便摘几片嫩叶，洗净了切碎，撒在粥上。那一点绿色，在白粥上格外显眼。粥凉了，米粒沉在碗底，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粥皮。如今我也常熬粥，照着外婆教的法子，却总熬不出记忆中的味道。或许，少的不是粥的味道，而是那双瘦手递过来的温度。

外婆有一把蒲扇，经年累月的摩挲让扇面泛起了温润的蜜色。每逢盛夏，她总爱倚在天井的藤椅里，那把蒲扇便在她手中轻轻摇曳，摇碎了满院蝉鸣。我常枕着她的膝头，任那蒲扇送来的清风拂过面颊，伴着老人家絮絮的讲述，那些古早的故事便混着樟木箱的幽香，在午后的阳光里浮沉。

外婆的屋里陈设极简，一床、一桌、两把椅子，木柜上面供着一尊观音像。外婆每日清晨必先上香，对着那尊小小的观音像拜三拜，然后才做别的事。观音像是瓷的，年代久了，右手的小指已经断掉，外婆用红布包了，依然供在案头。她确实心诚，从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愿家人平安。每当家人生病或者有重要事情需要完成时，她便整夜不睡，守在床边，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佛号还是什么古老的咒语。

外婆的晚年过得并不舒适，简直操碎了心。

大舅在一个平凡的早晨出了车祸。那日他照例早起喂猪，然后去集市把家里新摘的蔬菜卖掉。被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撞飞了，之后便是高位截瘫。外婆踉踉跄跄赶到医院的时候，眼泪早已经哭干了。

后来，外婆经常回跟我们小辈絮絮叨叨：“你大舅这一辈子太辛苦了，都怪我苛待了他。过年过节，大家都是扶起筷子吃现成的，只有你大舅忙上忙下的，还没一口好饭吃。可是，有什么办法，他是家里的老大，谁家的老大都会要辛苦些，这就是命。你舅舅十多岁就下了矿井，几次塌方差点丢了命！”大家都不言语，大舅不仅外貌上长得最像外婆，性格也几乎一个模子出来的，任劳任怨，为这个家可以付出一切。

已经风烛残年的外婆，便承担起照顾舅舅的责任，换着花样给他做饭。舅舅的房间靠着山，阴冷潮湿，外婆经常上二楼把帘子打开，说：“红伢子，吹点风，晒点太阳好些！” 每日清晨，外婆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舅舅床前，用她那枯枝般的手，将他一点点挪到轮椅上。

天气凉爽的时候，外婆会推着大舅，去村里慢慢走上一圈，想尽办法让大舅宽心。没有奇迹，没有解脱，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忍受。外婆从不言苦，舅舅亦不再流泪。他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沉没。

后来我离家求学，去外婆家的次数便少了。每次回去，总觉得她又瘦了些，背又驼了些。她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摇着蒲扇，只是动作更慢了。临走时，她总要塞给我一些钱，说：“买书用”。我推辞，她便固执地往我口袋里塞，力气大得不像一个老人。

外婆常劝大舅，好死不如赖活着，可心里又时时揪着——怕自己百年之后，这家可还能周全照料他？倒不如让他走在头里，也省得受这人世磋磨。2017年的冬天，外婆走了，走得很安详，呼吸越来越慢，最后像是睡着了。临终前，她还在反复念着“红伢子可怎么办呀，你们要管着他”。乡亲们抬着棺材，一路唢呐呜咽，纸钱纷飞，将外婆送到了远处的山上。几门冲天的礼花，宣告了外婆的一生尘归尘土归土。

大舅的身子依然无法动弹，但眉宇间已多了几分神采。有时，他会突然说起外婆：“娘的肩膀硌人得很，全是骨头。”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飘向远处，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弯弓似的脊背，在晨光中，一点一点地挪动他的身子。后来新冠疫情来了，临解封之际，舅舅出去走了一趟，回来便感染了白肺。药石无医，很快就撒手人寰了。

娘亲舅大。当我看到母亲哭得撕心裂肺，我也只能默默抹眼泪。我轻声安慰母亲，或许大舅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外婆团聚。

人死了，便只剩下记忆。而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慢慢褪色，最后只剩下几个零散的画面，几句模糊的话语。有时夜深人静，我仿佛又听见外婆用湘潭土话唤我的小名，声音穿过岁月，像一片枯叶落在地上。

作者：戴婵，文学爱好者，中国散文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湘潭市女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