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齐白石师徒的二三事，娄师白著，齐白石书画院院长汤发周发布

▲齐白石与娄师白合影

正式拜门之后，我和老师的感情逐渐亲密起来。我对尊师之道的理解，认为师徒如父子，所以我对老师是毕恭毕敬的。尤其是这位72岁高龄的大名家，对我热心教导，使我非常感动。只要是老师吩咐的事，我一定尽力去办，而且总要办得好，务必使老师满意。我认为这样才能增进同老师的感情，从老师那里学到更深的技艺。我想趁老师衰年健在之时，抓紧时间尽量多学几手，希望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继承他老人家的艺术技巧及创作方法。从这点出发，我和老师相处25年之久，彼此无隔阂。所以能如此，一是齐老喜欢我的所谓少年老成，沉默寡言，学而不倦。他看我无急于成名成家的追求。

▲1938与恩师齐白石（出席刘冰庵拜师会后合影， 前排右二为齐白石，前排右一为娄师白）

我有一种个性，凡是有客来访老师，我就自觉地退出室外，和师弟妹们在院子里玩，非老师呼唤不入。老师说，早年他在胡沁园家做门客，也是这样。二是我崇拜老师的艺术，踏踏实实、亦步亦趋地虚心学习。这种态度，使得我和老师不仅在业务学习上没有矛盾，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矛盾。即或有时有不同的意见，我也尽量克制自己。如磨墨理纸、制色调胶等事，原本都是老师的姨太太胡宝珠的事（她患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自我拜门之后，这些事就逐渐由我代做。当然，这也是弟子应该做的。又如迎送客人、开关大门，我在他家时，也由我代替老师去做。同时，传达、送信、购货、找人等，也都成为我应做的事了。就是到南纸店结算稿酬，我也是不可少的一员。

▲1939与恩师齐白石（参加齐家婚礼做伴郎，后排左三为齐白石，二排右三为娄师白）

在这些琐事之中，最艰难而又危险的一件事，是我替老师去日本宪兵队打官司。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日寇侵略华北，北平沦陷后，齐老在石驸马大街买了一所房子，是给他的四儿子齐良迟的。这所房子里住着一个“韩国”人，据说是卖“白面”的。齐老要他搬家。这人不但不肯搬，连房租都不愿给，还唆使日本宪兵队传齐白石去打官司。我记得那时日本宪兵队是在西城兵马司。对这件事我紧张得要命，但是为了老师，我只好硬着头皮代他去。由于我在北京美术学校上学，认识几个日本教员，也学会说两句日本话。我到日本宪兵队说明了情况，还算好，事情讲清楚后，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齐白石为娄师白题写斋号“老安馆”

老师要我做的许多事情之中，我最喜欢的是陪老师出门赴宴、看戏。因为这样的活动，能使我有机会见到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如罗敷庵、张伯英、陈半丁、汪蔼士、萧龙友、施今墨等，使我在应对方面增长一些见识，也领略了一番所谓名士派的作风。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常见到徐悲鸿及其夫人廖静文、李可染、蒋兆和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得见艾青、黄苗子、郁风、黄胄，以及黄琪翔、罗隆基等。老师要我做的事，其中有一些琐碎的事，本不一定需要我去做，但是老师既嘱我去做，我也就担当起来。如1934年夏，那时盗匪猖獗，抢劫事件屡见不鲜。老师为了加强门户管理，要在他住的三间北房的廊子上和作为贮藏室的东厢房外，加一道铁栅栏，这项工程自然落到我的身上。因为我的父亲是搞工程的，与建筑行业联系较多，从买料到施工，我们父子忙了三个多月，才告竣工。从此，
“铁栅屋”就成为老师在画上题跋的一个名词了。

▲1956与恩师齐白石（祝贺齐白石96岁生日，前排左起为娄师白、叶浅予、王雪涛，吴一舸，二排右起为刘开渠，吴镜汀、陈半丁、齐白石、老舍、王朝闻、胡洁青、郭秀仪、后排左起为曲则成、秦仲文、惠孝同、陈缘督、徐燕孙、王曼硕、吴作人、李可染、华君武、蔡若虹）

又如，齐老的子女长大了，需要添置三间瓦房，从设计图纸、准备材料到施工完毕，也全是我们父子奔跑的。经办这些杂务事情，老师是付钱的，但是他年高容易忘事，我也不好意思向老师算细账，只有多退，没有少补。当时我是这样想：“有酒肉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除此之外，每年“三节两寿”必须送上四色厚礼，以示尊师之意。但是老师也不亏待我。每逢年节过后，总要画一两张画送我，师徒感情是深厚的。有一年，师妹良怜辍学，我为良怜补习了一年的功课。老师认为我很勤劳，就捡出一幅裱好的山水画，上面题有“江上青山树万株，树山深处老夫居，年来水浅鸬鹚众，盘里佳餐哪有鱼”的诗句，把这幅画送给我，并在画上另加两行题跋，大意是：少怀弟为良怜补课年来辛苦，捡此赠之。（因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遗失，故只记其题跋大意，今若有人拾得者，我愿以厚礼收回。）

▲1982年为齐白石扫墓（前排左一起：李苦禅、李可染、吴祖光、新凤霞、娄师白、许麟庐、卢光照、郭秀仪。）

1936年，四川军阀王缵绪邀请齐老去蜀一游。老师拟就此让胡宝珠回川探亲扫墓，因而慨然允诺。那时老师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课，要我替他到该校代课，并要我给他管家。其实他的外孙邓平山就住在他家，家中还有个女佣人。但老师还不放心，一定要我住在他的外间画室里。这使我很为难，我认为管家的事不好办，老师却再三要我做。我建议老师明确规定每日菜金和每月日常开支的数目，并请他在除我住的两间画室之外，全院门窗箱柜一律贴上封条，以便看管。关于代课的事，因齐老去四川要住个长时间，艺专的学生都不愿意他走，因此商量了这个办法。老师临行前，把每周上课的画稿都交给了我，详细地讲给我听，并要我反复临摹，使我比其他学生先学一步。他又带着我一起到艺专教室里上了两次课，这就使我代课时能够心中有数。他叮嘱我，上课时如果学生不问怎么画，你就看着他们去临；如果学生问，你就画给他们看。当时在校的同学有肖琼、卢光照、谢时尼、刘琢等。老师去四川以后，我在“铁栅屋”内整整住了五个月之久。老师从四川返京，对我完成任务的情况很满意，于是把他最得意的一张八尺对开的大幅残荷（这幅画原是参加法国博览会的作品）赠给我，并且送给我父母一匹川绸，作为对我们全家的答谢。

▲1941与恩师齐白石（做为见证人，参加立胡宝珠为继室及南北方子女财产分家仪式后合影，前排右四为齐白石，二排右一为娄师白）

还有一件事。当齐老的夫人陈春君在原籍去世一年后，老师曾和我说，姨师母胡宝珠带病服侍他多年，相当辛苦，也生了这么多儿女，眼看儿女都长大了，想把姨师母立为继室，将来也好载入家谱。并且趁着齐老健在，把南方老家置的田地房产和北方保留的书画财产给儿女们分了，日后免得南方、北方兄弟之间有麻烦，让我参加意见。对老师的家务事我认为难办。南方的师兄弟，我见过子贞、子如和师姐菊如，当时他们的年纪都有四五十岁；而北方的师弟妹，年纪最大的不过20岁，南方的田地财产，北方的子女又如何能去管呢？曾建议老师，不如南方的财产归南方的子女，北方的财产归北方的子女更好。后来，齐老在西长安街“庆林春”饭庄请了三桌客，作为立继扶正仪式，并拿出老师亲笔写的分关（分家单），请来宾在上面签字盖章作为证人。证人之中，以我年龄最小。事后，老师把单子交给我，送去照相制版，印了百十张。除齐家子孙各执一份外，凡参与证明者均各发一份。后来，白石老师于1957年逝世，其子孙把他的一部分遗作献给人民政府。文化部为了奖励白石子孙的义举，给他们颁发了25000元奖金。这时我又被找来协助处理这笔钱，解决了南北两方面师兄弟之间的争议。这是我参与齐家的一项大事，也是对老师死后的一次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