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除学籍？咎由自取？

夫闻大连工业大学李欣莳者，因私会外籍电竞选手Zeus，不雅视频外泄，校方据《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拟予开除学籍。

此事既出，舆论哗然，或赞校规森严以护校誉，或斥处置过苛以侵私权。余以为，此案非独一人之过，实关涉教育之本、国格之守、法理之衡，当深析而明辨之。

古者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校规者，非徒苛责之具，实为育人之纲。昔者朱子主岳麓书院，立“整齐严肃”之训，弟子晨昏定省，诵读不辍，遂成理学之宗，今之高校，虽时移世易，然立规以正风、树德以育人，其道一也。

《礼记·学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校规之严，非为桎梏，乃使学子知所趋避，明辨荣辱，若放任私德之失，恐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反，校风日下，学风颓靡，此校方所以断然处置之故也。

然则校规之界，亦当有度。昔韩非子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今李欣莳之举，虽涉私德，然其视频外泄，已非“私密”之域，实涉公共之观瞻。

校方援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以“有损国格、校誉”为由科罚，似有所本，然则私德之瑕，果可径以校规裁之乎？此诚争议之焦点也。

昔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若仅恃严刑峻法，恐难收“风移俗易”之效，反使学子畏罚而寡耻，此不可不察。

“国格”者，国家尊严之谓也。昔苏武北海牧羊，宁死不降匈奴；文天祥零丁洋叹，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之仁人，以一己之节，护国家之誉，虽刀锯斧钺，弗改其志。

今李欣莳之事，校方斥其“有损国格”，盖因涉外事件易生国际观瞻之虑，然则一人之失，果足以损一国之格乎？此需明辨。

昔管仲曾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中国已非昔年贫弱之邦，学子负笈海外、交流四方，乃常态也。然则涉外交往，当以礼自持，以德自重。

昔范雎入秦，不辱君命；张骞通西域，持节不失，今学子身处世间，言行举止，非独关个人，亦为国风之镜。若因私情而失仪，虽非大奸大恶，然足以令外邦轻慢，此校方所忧，亦非无据。

然则“国格”之守，岂在苛责细枝末节？昔晏子使楚，楚人以“狗洞”戏之，晏子对曰：“出使狗国，方从狗洞入”，以机辩全齐国之尊。今观李欣莳事，若仅因私会外邦而罪之，恐失“以大事小”之智。

盖国际交往，贵在互相尊重，而非以苛礼自缚，校方若过重“国格”之标榜，反易使学子畏首畏尾，失开放胸襟，此亦不可不思。

此案争议之核心，实为私德与公权之冲突。校方以“违纪”为由科罚，然学生私生活是否属校方管辖？

昔荀子云：“礼者，养也”，礼法之设，本为节制人情，然若逾越界限，则成“以理杀人”之具。今之校规，明文禁止“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此条款本身是否合理？需考其法理依据。

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第三十条第六款确有“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者，可予开除”之条。

其一，“不正当交往”之界定，是否过于模糊？昔商鞅变法，立“徙木立信”之典，法必明，令必行。今条款若含混不清，恐致执行任意，学子无所适从。。

其二，私德之评判，是否属校方职权？昔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然德化非强制，乃潜移默化。今校方以行政手段干预私域，虽曰“维护校风”，然恐启“以吏为师”之弊。昔韩愈《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若师者以道德裁判者自居，则失其本位矣。

再者，涉外事件中，外籍人士之责任是否被忽视？Zeus既公开传播私密视频，涉嫌侵犯隐私、传播淫秽，然其未受惩处，反使李欣莳独承其咎。此岂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昔管仲治齐，内外有别，赏罚分明；今此案处置，若显失公允，则难服人心。

此案之启示，尤在教育之道。昔王阳明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育人者，当以正心诚意为本，而非徒恃惩戒。观大连工业大学处分公告，虽依校规而行，然程序上已尽告知、申辩之义务，此亦合“程序正义”之义，然则惩戒之后，当如何导正学子之心？

昔韩愈《进学解》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精进，首在自律；德行养成，尤需慎独。今高校德育，多停留于口号宣讲，鲜有春风化雨之功。若能仿书院旧制，设导师制，以德润身，以文化人，则学子自能明辨是非，不待校规威慑而自守其正。

再者，国际交往教育之缺，亦当补之。今学子负笈海外，或遇文化冲突、价值观碰撞，若无适当引导，易生逾矩之举。昔张骞凿空西域，随从皆通番语、晓风俗；郑和下西洋，船员谨守“不欺寡、不凌弱”之训。今高校当设涉外礼仪、跨文化交际之课程，使学子知所进退，既能弘国威，又不失礼于远人。

此案引发舆论激辩，可见民心向背：或曰：“校规严明，大快人心！”或叹：“处分过重，有失仁厚”，然则舆论之纷纭，亦暴露社会对教育理念之分歧。昔顾炎武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育关乎国本，自当集思广益，而非各执一词。

观网络热议，多聚焦于“私德是否该罚”“国格如何维护”，然鲜有深究教育之本源。昔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之教育，若仅恃政令刑赏，恐难收“化民成俗”之效。当以此案为鉴，反思教育之宗旨，使德育与法治相辅相成，方为治本之策。

李欣莳事件，虽个案耳，然如镜鉴，照见教育之得失、法治之边界、文化之自信。余尝读《资治通鉴》，见汉武尊儒术以定国本，唐太宗纳百川以开盛世，皆因深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之理。今高校管理，亦当如是：守校规之正，以立纲纪；开兼容之怀，以纳万象；重德育之本，以成君子。如此，则学子既能为栋梁之材，亦可为文明之使者，国格尊严，不待标榜而自彰矣。

赞曰：

校规如尺，量才亦量德；

国格如鼎，载道以立极。

私域非真空，公权应有界；

育人贵在道，化雨润无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