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国利民的改革，需要来自人民的“援军”

这是围绕“血铅事件”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

（写在开头：要注意下文数量单位，每升对应微克μg，每公斤对应毫克mg）

第一篇《》，说的是“血铅事件”最直接的原因，该幼儿园涉案8人，无视国家、甘肃省关于食品添加剂的禁令，将明确标注“不可食用”的颜料，添加在幼儿园儿童食物里，仅仅为了做出来的食品好看，这就是蠢和坏，面对这样的蠢人、坏人，再严密的监管也不可能杜绝，唯有严惩，杀一儆百。

第二篇《》，从非当事人的角度，面对汹涌的信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社会热点信息对个人认知的污染，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第三篇，则是新一轮的全国去铅化改革，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十五五”土壤污染防治。

中国人往往高估政府的力量，觉得政府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如果不做，就认为是政府内部有“坏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掌握的力量当然强大，但改革面临的阻力也非常大，而且这种阻力往往来自人民内部，改革本质就是“《》”，这就意味着，当改革开始的时候，首先到来的是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反对，获益者尚未出现，而从人性角度，利益受损者更倾向于站出来反对，获益者往往默不作声。

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雄心勃勃地提出十大工作计划，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八万五计划”，即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房屋单元不少于8万5千个、十年内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这项改革当然是有利于大多数香港居民，然而这项改革刚开始，就遭到强烈反对，大房地产开发商制造舆论，煽动部分香港民众强烈抗议，反对政府干预房地产的市场经济，最终“八万五计划”半道夭折，香港民众居住难始终没有解决，直到2023年才再次提出类似计划。

这次“铅中毒”事件也是类似的。

在这起事件中，有三件事比较令人奇怪：

一是为何一开始发现儿童铅浓度异常没有引起重视？

二是为何当地医院称血铅浓度每升200微克以下“没事，不用住院”？

三是为何纷纷跑到西安区检测治疗？

第三点很简单，中毒科医生本就不足，而铅中毒治疗对医疗设备和技术的要求很高，因此西北地区能够提供全程治疗的医院很少，西安是距离最近的。比如精确的血铅浓度检测设备，一台就是几百万，而进行降血铅的治疗，还需要关注脏器情况，也要求设备和经验技术的支持。

何况自家孩子都血铅异常甚至铅中毒了，当然要去知名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当然要重新进行血铅浓度检测。相比指尖血检测，静脉血检测才更精准，对环境、检测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一般三甲医院未必能够精确测量。

一、二点原因也不复杂。

虽然经过30多年的治理，中国城市儿童血铅浓度已经从1997年至2000年的每升98.566微克，下降到2001至2010年的每升69.61微克，再到近年来的每升30微克左右，但儿童血铅浓度超标仍然较为严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报告，中国血铅浓度高于每升50微克的儿童人数估计有3123万人。（数据源：国土资源部下属研究所韩志轩等2017年发表论文《中国城市儿童血铅含量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这是不是看起来很吓人，然而这已经是30多年强化治理的结果。想想看1997年到2000年儿童平均每升98.56微克，意味着大概一半儿童血铅超过每升100微克。而每升30微克，即使按照正态分布，也一定有不少孩子血铅浓度超过每升100微克、200微克，按照2006年原卫生部制定的《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预防指南》，分别对应“高血铅症”和“铅中毒”。

比如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杜悦新等人于2022年发表论文《2016—2020年天津市59203例儿童血铅水平动态分析》，该论文统计了天津59203人次的儿童血铅检测情况，统计显示历年血铅中位数为每升69.4微克、64.73微克、53.71微克、39.53微克、35.66微克，而“高血铅症”检出率分别为7%、2.88%、1.14%、0.88%，也就是说哪怕到2020年，天津仍然有接近1%的孩子血铅浓度超过每升100微克。

这个100微克的浓度标准，来自美国疾病防治中心1991年确定的血铅中毒阈值，当时研究认为超过这一标准，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需要进行治疗干预；2003年前后，新研究发现，哪怕血铅浓度超过每升50微克，仍然会造成儿童认知功能障碍或神经功能损害，因此，如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进一步下调血铅浓度干预的参考值。

欧洲目前普遍执行每升50微克标准，2021年美国根据美国儿童血铅水平的第97.5百分位，设置为每升35微克，这个第97.5百分位，意思是当时统计美国有97.5%的孩子血铅浓度低于每升35微克。

这里可能会有读者疑惑：不是说美国存在严重的“铅水管污染”吗？为什么美国儿童血铅浓度含量这么低？这是因为美国高度分化，由于持续几十年的去工业化和无铅化，美国多数儿童血铅浓度迅速下降，但贫民区、铁锈带反而更加严重。

但注意，无论每升35微克、50微克还是100微克，都是提醒高度关注，需要采取行动找出铅来源，并非含量低就无害。根据目前人类的研究，在日常可以接触到的常见金属中，铅是唯一在人体内毫无生理益处、纯粹具有毒性的重金属，哪怕是剧毒的砷也可以用于白血病治疗，而汞还能用于牙科合金，唯独铅在任何剂量下都有害无益。

而由于儿童对铅吸收效率更高、排出速率更低，而且铅还能导致儿童永久性损伤，铅就成为唯一被国际社会系统性淘汰的常见金属。

2021年10月，世卫组织发布《世卫组织铅暴露临床管理指南》，建议对血铅浓度超过每升50微克的人员，应确定铅暴露的来源，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和终止暴露。（注意下图单位为每分升5毫克，10分升等于1升）

同样在2021年，国家卫健委牵头制定新的《0—6岁儿童血铅参考限制标准》，准备更新2006年每升100微克的血铅浓度标准，调整为世卫组织新划定的每升50微克，然而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直到现在，仍然未确定为正式的执行标准。

原因就在于这一标准遭到了抵制，涉及面太大，而又缺乏全民的普遍支持。中国在降低铅污染方面，其实属于比较激进的，也遭到了很大阻力。

除了从事冶炼、电池制造等含铅行业导致的职业暴露，一般成人以及儿童血铅来源主要来自空气、食物和环境接触，空气和食物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中国，比较普遍的规律是：城市儿童血铅浓度高于农村、南方城市高于北方、男孩高于女孩，就与上述三者有关。

国家按照危害严重度进行了30多年的治理。

早在1981年就出台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明确禁止铬黄作为食品染色剂，之所以禁止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小作坊滥用含铅色素制作糖果、糕点等食物，导致儿童铅中毒事件频发。

到了1991年，颁布首个车用无铅汽油标准，明确规定汽油中不得含铅，开始推动汽油标号提升和去铅化，1993年正式启动汽油无铅化计划，将“2000年实现全国汽油无铅化”列为正式目标，然而根本压不住，含铅汽油仍然大行其道。

1997年一次针对北京儿童的检测，发现北京儿童血铅均值高达每升97.1微克，这一事件加速了无铅化进程，1998年国办发布通知，要求2000年1月1日起所有汽油生产企业一律停止生产车用含铅汽油。

最终2000年6月全国全面实现汽油无铅化。

解决无铅汽油问题后，由含铅尾气导致的城市儿童血铅浓度严重超标的情况得到迅速好转。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冰等2013年发表的《我国禁用含铅汽油后儿童血铅水平的变化》，禁用后，2002年之前、2003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08年三阶段，儿童血铅均值分别为每升85.02微克、83.63微克、61.82微克，大于每升100微克的比率分别为27.68%、25.97%、10.9%。

含铅尾气解决了，新的挑战又来了。

入世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带来了旺盛的电力和金属冶炼需求，而煤炭、钢铁等矿物中本就含有铅，那时候环保要求低，尤其铅锌冶炼厂导致的血铅事件频发，比如2006年天水铅中毒事件、2009年陕西凤翔血铅事件。

同时中国人普遍收入提升，带来了更旺盛的家装、购物需求，而当时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铅含量普遍超标，儿童玩具、设施等使用的涂料中也含有过量的铅。

还有以电动自行车等产业驱动的液态铅酸蓄电池的急速扩张，以及缺乏环保监管的废旧金属回收导致的环境污染，这就导致虽然基本解决了含铅汽车尾气的问题，但中国儿童血铅含量仍然普遍高于每升50微克。

在这一背景下，环保开始加强。比如2009年出台国标《玩具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规定玩具涂料中铅含量不得高于每公斤600毫克，仍然大于欧美90毫克的标准，劣质含铅玩具有所减少，但仍然泛滥。

这也是标准制定的为难之处，标准高了，大片企业活不下去，标准低了，污染问题难以解决，也只能循序渐进，如果想要一步到位，就连改善都很可能做不到。

再然后，2009年国办转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2011年出台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将铅、汞、镉、铬以及类金属砷作为五大重点防治重金属污染物，开始了去铅化的攻坚阶段。

但含铅物质太多了，防不胜防。2015年还出现了一起标志性事件，那就是“江苏毒跑道”事件，江苏多地校园塑胶跑道使用了带毒的黑色塑胶颗粒，检查发现跑道铅析出量超过标准的30倍，导致在校学生陆续出现流鼻血、眼睛流泪、咳嗽、嗓子痛、呕吐等不适症状。

这就促使2018年出台了国标《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对中小学塑胶跑道等合成材料面层严格要求，要求铅含量低于每公斤90毫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民众对环保的要求压倒了部分含铅产业的利益，促使更多领域开始加强铅管控。比如2020年更新国标《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木器涂料、建筑用墙面涂料中铅含量低于每公斤90毫克。

一直有呼声全面加强铅监管，但紧接着就是贸易战、疫情的连环冲击，涉及就业和民生，阻力非常大。比如2015年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就发布《中国淘汰铅涂料的倡议书》，呼吁全行业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但是受到种种因素限制，倡议效果很差。

但随着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环保领域的支持力量开始壮大，越来越多的民众渴望更环保的环境，有实力的大企业开始进行无铅化转型。如这次“血铅事件”，大兴颜料发布声明，强调自家的“工业级有机颜料”不含铅，这就是典型代表。

而更具实力的涂料巨头也在转型，比如三棵树董事长洪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就在2023年提出政协提案，建议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限制含铅涂料使用，对公众尤其儿童可直接接触到的场景面漆实施强制性低铅标准，基本就是每千克90微克以下，并且还要填补工业涂料用于民用场景的监管漏洞。

还是今天题目阐述的关键点：即使是利国利民的改革，也必须获得全民的公开支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获益的民众很少出来支持，反而是少数利益受损的民众反对特别强烈，相关部门在无法获得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很难顶着压力推进。

于是就能看到，每一次恶性社会事件之后，都会出现极大推进监管改革。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中国乳业监管改革，更带动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全面提升；而2012年发生的全国范围严重雾霾，让治理大气污染，获得全民的普遍支持，这才能够开展影响数千万人生计的环保风暴，打响了持续数年的“蓝天保卫战”；连续出现的江河湖海恶性水污染事件，也让水源治理成为重中之重。

于是到“十四五”期间，中国大气、水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成为常态。

更艰巨的是土壤治理。

早在2016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当年还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征求意见稿，而即将到来的“十五五”，土壤污染防治将成为最核心的任务之一，2024年已经印发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

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个重点，就是铅污染。

注意此前无论含铅汽车尾气、工业废水废气、含铅涂料等等，产生的铅污染并没有消失，而是沉积在土壤中，尤其是城市和工业区土壤。自然状态下，中国离城市远和未污染土壤的含铅量一般在每公斤10到30毫克，而根据陕西师范大学李小平等2015年《我国城市土壤铅与儿童血铅空间分布格局》，当时中国城市土壤含铅量平均为50.82微克，大大超越自然值。

而土壤中含有的铅，一旦出现扬尘进入空气，被人体吸收后，必然导致血铅浓度上升。

这是一项非常长期的任务。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需要对土壤重度污染区域进行针对性治理，成本极高，需要根据当地情况进行针对性治理，方法很复杂，不在此赘述。而针对城市和一般工业区普遍的铅含量超标，不可能采取普遍治理的方式，只能通过间接的低成本方式减少铅污染。

最直接的就是提高绿化，减少扬尘，还可以针对性种植如蜈蚣草等植物，从土壤中吸附铅、砷等重污染物质。这已经有成功案例，2001年山洪冲垮广西环江县上游选矿企业的尾矿库，导致出现严重重金属污染，就是通过种植蜈蚣草慢慢修复，然后使用其他植物一点点改善，2012年终于可以长庄稼了，但成本很高，仅种植蜈蚣草，每亩受污染土地就至少需要1万元投入。

普遍的城市、工业区土壤铅超标，也是儿童血铅浓度近年来下降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也不用紧张，目前普遍低于每升50微克，基本不用担心，需要注意意外铅来源的危害。

但土壤治理反而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真正的难关还是来自经济和产业的博弈，这背后是很多人的生计。比如需要针对铅酸电池相关产业进行环保改造，加强地方冶炼厂环评标准，还要对涂料、装修装饰、玩具等相关行业提高标准，这必然会导致一大批企业倒闭。

从总账上算，这当然利远大于弊。血铅浓度每升下降10微克，儿童智商就可以平均提高0.4到0.7分，通过减少医疗健康支出、提升劳动生产力，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问题还是开头强调的，改革缺乏全民支持，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顶着利益受损方推进，难度极大，受损方也会导致舆论变形，而利益受益者往往漠不关心，甚至会受舆论影响站在反对改革的一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2025年发生的“血铅事件”当然是不幸的，只是从全民角度，这场发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首次“铅中毒”事件，引发的全民关注，恰恰可以大大压制反对改革声音，至少在关键的“十五五”环保相关规划制定中，只要拿出这一事件，很多反对声音就被压住了，必然加速去铅化改革。

比如校园就可以严格推行更严格的铅检测，血铅参考标准也可以从2006年的每升100微克降低到50微克，推动相关领域加大环保投入。

如果全民理性水平普遍提升，不需要重大恶性事件，也能够踊跃站出来支持利国利民的改革，而不是成为被舆论之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墙头草，这该有多好。

所以，激发民智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搞所谓的“愚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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