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之一的国土险些沦丧，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多难？

历史背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也就是清军攻灭准噶尔汗国，将新疆再次并入中国版图的同一年，新疆回部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乾隆派兵征讨，大小和卓兵败出逃后被杀。清军趁势攻陷了浩罕汗国首都塔什干（今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将其收为朝贡国。但浩罕汗国对南疆一直贼心不死，进入19世纪后，曾以保护商人为借口，提出在喀什噶尔派驻军队，遭到嘉庆皇帝拒绝后，便多次支持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入侵南疆，但都被清军击败，这次叛乱也给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带来了很大打击，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考虑与浩罕汗国相妥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2岁的阿古柏通过裙带关系成为军官并崭露头角，随着清朝的没落以及西方的崛起，浩罕汗国面临着俄罗斯帝国（沙俄）的侵入，阿古柏就是在抵抗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名声大噪的一方诸侯。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各地也纷纷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陕甘两省的回民动乱很快波及了新疆，宗教和民族极端势力建立了库车、和阗、喀什噶尔、吐鲁番等割据政权。他们不仅进攻清军，还相互攻伐，局势一片混乱。

同治三年（1864年）柯尔克孜族首领思的克趁乱夺取了喀什噶尔旧城，但无法攻克由清军和汉民驻守的喀什噶尔汉城，思的克于是派人前往浩罕汗国迎回大和卓的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想要利用布素鲁克的影响力扩张势力。浩罕汗国派遣阿古柏率领几十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今 喀什市），在布素鲁克的影响下，阿古柏的实力迅速膨胀，发动了兵变击败了思的克，随后阿古柏马不停蹄地攻下了喀什噶尔地区，并开始向南疆扩张。

感受到威胁的新疆割据势力联合起来派出4万大军进攻阿古柏，因畏惧对方人多势众，阿古柏手下的两支军队连同督战的布素鲁克逃离了战场，只剩阿古柏直接指挥的几千人，但阿古柏用仅有的几千人竟然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得胜的阿古柏调头进攻死守了半年的喀什噶尔汉城，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办事大臣奎英和帮办大臣福珠凌阿等三十名满汉回官员点燃炸药全体自杀，南疆落入阿古柏的手中。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扶持布素鲁克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与此同时浩罕汗国首都塔什干（今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被沙俄支持的布哈拉汗国攻陷，一支7000人的残军投靠了阿古柏，令其实力大增，而布素鲁克也不甘心做傀儡，发动兵变但最终失败。于是阿古柏自己登上了汗位，成立“洪福汗国”伪政权并建立了一整套国家体系，对新疆展开了残暴的统治。此时南下的俄国人与从印度北上的英国人在中亚相遇，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都试图拉拢阿古柏，阿古柏还派遣使者前往奥斯曼帝国，被奥斯曼苏丹（君主）封为埃米尔（贵族头衔）。

在西方的武器与宗教的支持下，阿古柏于1870年攻陷吐鲁番，切断了北疆与河西走廊的联系，随后乌鲁木齐、玛纳斯、鄯善等北疆重镇先后失陷。由于阿古柏倒向了英国，眼红的俄国人为了遏制阿古柏，以替清朝“代为收复”的名义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自此除了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仍为清军占有外，新疆几乎全境沦陷。

清政府的困局

此时的清政府在如何应对西北局势的问题上面临了巨大的困局

首先是财政困局，清代战时调拨军费向来是户部执行“酌拨制度”，既由皇帝指派一名高管专门监督并统筹战时财政运行，军事统帅不用自己筹措军饷，由中央或各省拨付。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的财政体系，酌拨制度难以维系，不得不下放权力，让前线将领就地筹措军饷。太平天国灭亡后，一方面传统税收大幅缩减，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军事等支出数额惊人，并且宫廷开支越来越大，内务府不断侵占国库，使得清政府原有的财政制度更加失调，因此放权给地方，允许各省额外征税。如此一来，各省的督抚在财政上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负责镇压陕甘回乱，但是朝廷却并没有拨付军费，只能靠左宗棠自己筹钱。然后西北土地贫瘠经济凋敝，左宗棠只能仰赖东南各省的财力，靠着自己的人脉关系艰难筹款，由于西北战事的巨大消耗超过了东南各省的筹款底线，因此遭到了多数省份的抵制，拖欠、截留军费的事情屡见不鲜。李鸿章甚至直接授意江苏巡抚李瀚章停止向西北押送军饷。截至1875年各省拖欠西北军费近2700万两，左宗棠只能通过拖欠士兵军饷，寅吃卯粮，向外商借款的方式艰难地维持西北战局。

其次清政府还面临了长期的政治困局，那就是“华夷秩序”旧思想的禁锢。自乾隆攻灭准噶尔汗国，勘定新疆边界以后，朝廷内部就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认为新疆是化外蛮荒之地，也没有实行直接的行政管理，不仅没有向朝廷交过税，反而需要花钱去驻军，因此很多人主张放弃新疆。到了近代，即便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依旧抱着华夷秩序的理念，缺乏近代主权国家的领土领海意识。有些人受到西方海疆观念的影响，片面的强调海防；有些人依旧认为海洋是陆地的屏障，片面的强调塞防；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除此之外，湘淮楚等派系的斗争，朝廷与地方的斗争，无处不在的腐败也是左右西北局势的关键因素。

海防与塞防之争

以上的这些矛盾与困局在1874年集中爆发了，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借口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在美国的支持下派兵入侵台湾。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承认日本的侵略是“保民之举”，并赔偿白银50万两。

一个刚刚西化的东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令天朝上国倍感震惊。于是加强东南海防被提上了日程，总理衙门提出加强海防的六条措施，获得了各方的一致通过。然而海防与塞防是同一个军费来源，要加强海防势必要挤压塞防的空间。面对“倭逼于东南、俄环与西北”的恶劣形势，激烈的海防与塞方之争就此爆发。

李鸿章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目前实在顾不上新疆这片蛮荒之地，不仅没什么价值，还要往里搭钱。现在英、俄两国都企图占领新疆，就算拿回来也守不住，而东南是赋税重地，海防才是心腹大患，因此主张放弃新疆，承认并招抚阿古柏以及新疆的割据势力，让他们像苗族、瑶族、越南、朝鲜那样尊奉天朝为正朔即可。至于西北的军队能裁就裁、能撤就撤，把省下的军费全都用到海防上。

王文韶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则认为，沙俄对伊犁的掌控越来越牢固，我们每晚一步，俄国人就进一步，情势已经非常危急。而且东南与西北的防务并不是孤立的，倘若俄国人在西北不能得逞，那么其他国家也就不会在东南进行挑衅，因此主张全力征讨西北。

两派针锋相对，旷日持久，海防派渐渐占据优势。时值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清政府迟迟无法下定决心，于是把各方的意见发给了正主持西北战局的左宗棠，请他站在全局的角度发表意见。左宗棠上书朝廷，严厉驳斥了李鸿章的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明确提出了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但左宗棠的二者并重并不是二者平均分配，而是有轻重缓急。从长远来看，海防确实更加重要。但是目前最急切的是西北的危机，日本侵台事件已经暂时解决，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倘若此时放弃新疆，不仅海防未必搞得起来，恐怕连陕甘和蒙古都保不住，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此时，陕甘回乱已经平定，通往新疆的道路已经打通，西征的条件已经成熟。左宗棠顺势提出了收复新疆的详细战略规划，原本力主海防的军机大臣文祥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被左宗棠的雄辩所折服，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采纳左宗棠的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收复新疆的过程

朝廷虽然做出了决定，但有限的军费来源必将导致各方的竞争不会就此罢休，各省因为自己也有防御的重要职责，需要花钱摊派给他们的西征军费被一拖再拖。而且江苏、浙江等富裕省份的督府出身淮系，对西征更是毫不在意，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所能获得的军费严重不均。

在左宗棠锲而不舍的争取下，清政府由最初的和稀泥渐渐变得重视起来，在与各省多次拉锯扯皮之后，下了死命令，不仅追究欠饷的责任，还要求各省保证未来的军饷必须按时拨付，并且授予左宗棠“指名严参”的特权，被严参的各省官员将会面临罚俸、降职甚至革职的严厉处罚。但左宗棠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特权，虽然有了朝廷和各省的支持，但军费仍有很大的缺口，左宗棠只能向华商和洋商借款，但此举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最终左宗棠两次举借外债800万两，虽然只占总军费的五分之一，但有效的保证了军费的稳定性，为西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针对复杂紧张的新疆局势，左宗棠提出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所谓“先北后南”，是因为阿古柏主要盘踞在南疆，北疆的敌军力量薄弱，而且北疆水草丰茂、物产丰富，先收复北疆，不仅能遭受更少的抵抗，也能减少后勤的压力。所谓“缓进急战”，是因为新疆幅员辽阔，道路崎岖，后勤补给压力很大，因此每攻下一城，就先做好粮食物资的准备，再打下一仗，每一仗务求速战速决，绝不能拖拖拉拉。

定下战略后，左宗棠并没有急于出兵，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陕甘地区连年战乱，就地筹粮异常困难，只能从内地远道采运，而传统的道路艰险崎岖，粮食损耗严重。左宗棠通过多方调查，开辟了两条新的运粮通道，将运输成本压到了最低。恰在此时，俄国军官前往兰州刺探军情，向左宗棠表示俄国愿意出兵助战，并提供充足的军粮。左宗棠看破了俄国人想要控制西征大军的目的，一口回绝。但考虑到从俄国采购粮食能比内地节省三分之一的成本，并且两国关系尚不紧张，因此签订了500万斤的粮食合同。但同时左宗棠依然对俄国人的动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阿古柏的军队得到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大量的新式武器，后方的《申报》等媒体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大肆污蔑西征，叫嚣阿古柏远不是落后的清军能战胜的。左宗棠命胡雪岩在上海采购了数十门德国克虏伯大炮和数万支德系步枪，创办兰州制造局来改造和仿制西方武器，并组建了一支独立的炮兵部队，这些举措消除了双方的武器差距。甚至连英国人都说，左宗棠的这支军队已经接近一支欧洲强军。

英国驻华公使威托玛为阻挠收复新疆的行动，利用交涉马嘉理事件的契机，散布英俄将联合入侵中国的谣言来向清廷施压。左宗棠动用了一切能用到的渠道搜集外国情报，并指使在上海采买军械的胡雪岩打探各国动向，同时还从那位刺探军情的的俄国军官那儿了解了英俄关系的走向。在获得了充足的信息后，左宗棠完全掌握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斗争以及双方围绕印度和土耳其的长久矛盾，因而判断英俄不会联合治华。在这个基础上，左宗棠采取了“稳住俄国，全力抗英”的外交策略。

在经历了近一年的准备后，1876年4月，64岁的左宗棠从兰州进军至肃州（今 酒泉市），作为收复新疆的指挥部，他大胆启用了年轻的湘军将领，31岁的湖南湘乡人刘锦棠作为前敌总指挥，带领25个营分批入疆，加上已经驻守在哈密、巴里坤等地的兵力，出关的清军总数约6万多人。阿古百得知消息后，命令投诚的陕甘回乱首领白彦虎、马明等人防守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等战略要地，并派军队扼守金台、辟展一线，以防清军从天山南路进攻，主力部队部署在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来抵御清军。

1876年7月，刘锦棠抵达巴里坤后，按照“急战”的方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攻克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到了9月，北疆除伊犁外已全部收复。随着冬季降临，新疆的风雪天气已经不适合再继续进军，于是清军按照“缓进”的方针开始筹粮休整，准备开春后的攻势。南疆各族人民在得知清军入疆后，纷纷起义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

1877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南疆，不到半个月便连克重兵防守了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敌军损失近2万人。亲自督战的阿古柏仓皇逃离喀拉沙尔，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逃至库尔勒时突然去世，死因不详。其长子胡里在半路截杀了护送灵柩返回的弟弟，继承汗位，继续负隅顽抗。喀拉沙尔和库尔勒的敌军畏敌如虎，弃城向西逃亡。刘锦棠一鼓作气，率军在一个月内突进1000余里，先后攻陷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清军的势如破竹令敌军无比惊恐，爆发了严重的内乱。之前引狼入室的思的克以及布素鲁克之子阿奇木各自集结了一支军队，但都被胡里击败，10年前投降的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率旧部重新占领了喀什噶尔汉城，宣布回归清朝。

胡里与逃回的白彦虎合兵强攻何步云，城内的满汉军民拼力死守，并派人向刘锦棠求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等援军到达，立即兵分三路，两路直奔喀什噶尔，自己亲率一路进攻叶尔羌和英吉沙尔，胡里与白彦虎仓皇逃出新疆。英国眼见阿古柏势力即将覆灭，想要出面调停，要求清政府接受洪福汗国为朝贡国。左宗棠知道英国此举是想为印度增加一个屏障，于是回击说，既然英国想要保存洪福汗国，为什么不在印度割一块地让他建国，反而要割中国的领土？

与俄国交涉伊犁等后续

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田，新疆的战事宣告结束。得益于左宗棠“稳住俄国，全力抗英”的外交策略，整个过程中俄国一直作壁上观。随着战事结束，清军的主要对手变成了俄国。左宗棠立即调整了外交策略，开始对南疆的英国商人给予保护，传达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争取英国承认现实。

但此时俄国处境十分尴尬，当初俄国侵占伊犁，打的旗号是替清朝“代为收复”，以免其落入阿古柏的手中，并且承诺只要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便立即归还。如今阿古百势力覆灭，俄国失去了占领的理由，但又不想把它吐出来，于是一方面支持逃亡的白彦虎继续侵扰新疆，另一方面试图在外交上向清政府施压。

完颜崇厚

1878年6月，清政府派遣完颜崇厚前往俄国交涉，俄国人逼迫完颜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了伊犁的大片领土和交通要冲，赔偿军费500万卢布，并给予俄国商人通行权和贸易特权。消息传回国内，一时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清政府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并将完颜崇厚交与刑部治罪。

然而，李鸿章却提出了“一了百了”，他认为条约已经签订，不能修改，更不能毁约，否则会给俄国以开战的借口，而左宗棠的军队外强中干，一定无法抵挡俄国人，干脆一了百了，承认算了。左宗棠极为愤怒，对李鸿章的卖国言论进行了严厉抨击和反驳。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的支持。于是，清政府在1880年2月派遣外交家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

曾纪泽

左宗棠认为对待外国侵略无非战、守、和三条路，而能守与能和的前提是能战，于是命令清军分三路向伊犁挺进。69岁高龄的左宗棠拖着病躯，带着棺材，从肃州前往哈密，准备随时进攻。而俄国由于第10次俄土战争刚刚结束，财政已濒临枯竭，无力发动战争，但为了虚张声势，继续向伊犁增兵，并向我国沿海派出军舰，清政府惊慌之下召回了左宗棠，但此举让俄国误以为清军真的要开战，左宗棠的备战部署给了曾纪泽谈判的底气。

1881年2月，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清朝虽收回了伊犁，但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喀什噶尔以西共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赔偿900万卢布。虽然英国人评论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他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把已经吞掉的土地又吐了出来”，但这对我们中国来说仍然是莫大的耻辱。

1884年，在左宗棠多年坚持不懈的奏请下，清政府正式同意新疆建省，由新疆巡抚取代伊犁疆军府，掌管新疆一切军政事务。战功赫赫的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政治中心由伊犁迁往迪化（今 乌鲁木齐）。从此，新疆废除了落后的伯克世袭制，行政、财税、军事制度形同内地。

梁启超评价说“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

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直接导火索就是西北的新疆和东南的台湾。处理完西北事务的左宗棠又风尘仆仆的赶赴东南，接手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烂摊子，筹办海防来抗击法国，病重的左宗棠给朝廷上书，力陈加强海防和台湾建省的重要性。

1885年10月，在左宗棠去世一个月后，慈禧批准了他的奏请，正式下诏台湾建省。左宗棠在西征的途中，曾沿途种植了很多树木，被西北人民称为“左公柳”。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感慨之下写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三千里新栽的杨柳，正是驱逐外敌、光复国土的见证。如今，新疆在新中国的治理下，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东南海疆尚未平定，但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像那三千里左公柳一样，亲眼见证祖国的伟大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