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我不是写作的女人，我是写作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女人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写作时没有这种身份焦虑。因为总被打回到这个问题是痛苦的根源，是反抗的根源。女性总是被打回到女性身份这个问题，为了维护人们不好意思承认的男性的主导地位。与生活在1950年代的女性相比，即使是生活在2000年代的女性，也一直忍受着这一现状，男性统治的现象甚至在文化领域也在所难免。女性革命没有发生过，它一直都有待爆发。

在女性主义领域，我的第一个榜样是我母亲。她以自己的方式抚养我长大，以自己的方式处世，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让任何人强加给她任何东西。她从来不要我分担家务，从来不要。也没有让我在店里帮忙。我仅仅是从十五六岁开始才要整理自己的床铺！我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学习、玩耍和阅读。我可以随时阅读，想读多少就读多少。没有课的早晨，我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中午。我记得我在课堂上炫耀这个特权时，老师用一种骇人的严厉眼神看着我。无疑，床和阅读联系在一起对她来说有些不正常、不健康……

我在十八岁那年读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书。先是《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这本书并没有特别打动我。它讲述的是一个在优越环境中度过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大相径庭，没有任何交集。之后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但那时候，我并没有将自己所受的非典型教育与波伏瓦写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抛开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不是对其进行审视。我一头扎进了一个巨大的、到那时为止对我而言还是未知的领域，那就是女性的历史和女性的处境。直到197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多么不传统，并因此对母亲心存感恩。

我认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第二性》的双重影响，让我不受1968年后盛行的一种特指的女性文学的影响。我曾读到也听到过，要用你的身体，你女性的身体去写作。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并不觉得是在用我的皮肤、乳房和子宫去写作，而是在用我的头脑，用我的意识、记忆和抗争的文字去写作！是的，我从未这样想过：我是一个写作的女人。

因为我不是一个写作的女人，我只是一个写作的人而已。

但是我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它与男人的故事不同，在避孕和堕胎自由之前，是最糟糕的被生育裹挟的故事。女性对世界的日常体验与男性并不相同。事实上，女性的困难就在于让大众认可她描述自身女性经历的合法性，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受影响。何况那些得到认可、被教授的文学作品95%是由男性创作的，所推崇的典范也大多是男性，甚至在今天，与男性经历相关的写作题材，比如战争、游历等，仍受到极度重视，而那些女性特有的经历，比如生育，却向来鲜有关注。

我的书是根据我作为女性的经历写就的，《被冻住的女人》和《事件》，在它们出版伊始要么受到冷眼，要么反响平平。仿佛这些作品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因其主题而变得不值一提了。仿佛它拉低了我的文学表达。

然而在我看来，写作手法的差异更多是由社会阶层决定的，而非性别。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写作手法都是由阶层出身决定的。出身普通阶层的人和出身上流阶层的人使用的写作手法是不同的。这无疑是写作最重要的底色。

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中有些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女性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仿佛资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和工人、农民阶级出身的女性之间没有区别。好吧，男性统治的确贯穿了全社会、各种社会阶层。但确切地说，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到男性统治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觉得在受过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比如我的婆婆，和我小时候身边的女性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她们没有相同的身体，也没有相同的经历。这种不平等在我那段艰难痛苦的堕胎经历中变得格外明显，那时的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费尽周折地寻找堕胎途径，而与此同时，有钱人家的姑娘却能顺利地去瑞士堕胎，在那里堕胎是合法的。

我当时十九岁，我的生活很糟糕。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师范学校的职业培训班学习。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我非常渴望自由。我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多或少促成了我的这种渴望，而成为一名教师似乎是快速获得自由的途径。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无法忍受师范学校的寄宿制和它的意识形态，我尤其后悔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继续文学高等教育。我走得很突然，中途辍学，背弃了我对国家教育系统的承诺，当然，是在我母亲首肯之下。一个月后，我已经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区芬奇利(Finchley)的一户人家做互惠生。我感到非常空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早上我做家务活，下午则无所事事。我没有学习英语，而是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只阅读当代法国文学作品。芬奇利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个法语书籍区，“新小说派”的书很多，我当时对它还一无所知。

我不记得自己确切是从何时起，又是如何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因为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当年写的日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记得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西芬奇利的一个公园里开始写作。10月，我回到法国，计划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我要通过学习文学成为一名法语教师，但这不是我的首要目标。我要成为一名作家，“留在”文学领域。这两年时间里，我仍然渴望写作，但我必须先通过考试，拿到奖学金。为了取得文学“学位证”，我需要学习语法和语文学、外国文学和历史等繁重的课业。大学前两年写的一些小说的开头，已经无迹可寻。直到大学三年级，我才完成了一部小说，篇幅很短，文章重概念且晦涩难懂，可能在读者看来怪里怪气的。我把它寄给了瑟伊出版社的手稿部。我从未想过要去见一位作家，甚至从未想过要把我的小说寄给他。那是一个遥远的巴黎世界。瑟伊出版社的让·凯罗尔(Jean Cayrol)回复了我，他非常友善。他说，从整体上看，我的写作很有野心，但我还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方法。我以自己当时的世界观为基础打造了我的文本结构。

要知道，自我的现实性并不存在于意象之外，那些过去的意象，即童年的画面，人们对当下的印象，以及所有对未来的想象。最终，是《悠悠岁月》，还有那些照片所描绘的女孩的思想，将实现我在第一个文本中未能企及的目标。

让·凯罗尔的拒稿并没有让我气馁。我真的下定决心重新开始。但就在那时，我作为女性的故事出现了，也是所有女性的故事。身为女人，我遇到了所有可能阻止我重新开始写作的障碍。当然你可以说，就像人们以前常说的，那是我的错。为什么，的确，为什么要做爱并弄大了肚子？不，这不是女性的错，只是社会的错，当时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从而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自由。我直面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命运”，不想怀孕却怀上了。首先是堕胎，然后是“被迫”的闪婚，以及不想但最终接受了，甚至是快乐的分娩。我的文凭是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取得的。我的教师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如此，国家教育部门从未采取过措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我被安排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地方工作，冬天上班路上会积雪。所有这些经历后来都被我写进了《被冻住的女人》。

我记得暑假期间儿子午睡的时候，我曾尝试写作，但总有种种干扰。此外，我也没有勇气把写作的欲望放在首位，因为这与家人对我的要求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我认为自己无法回避这些要求：教育孩子、谋生……让丈夫一起分担家务是非分之想。这不被社会所接受，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那是在1968年前夕，而这种传统秩序只是妇女史前史的冰山一角。

我想是一个突发的变故，父亲的离世，改变了我写作的欲望。我带着小儿子回伊沃托，准备陪父母待一周，结果第二天父亲就突发梗塞，三天后就去世了。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父亲的死就像是一场地震，一个转折。思绪翻滚。我明白了是什么让我和父亲渐行渐远，而这是无可挽回的。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社会适应，就我的情况而言非常成功，因为我爷爷不识字，我父亲在农场干过活儿，后来当了工人，再后来成了咖啡店老板，而我却刚被录取为语文老师。我陷入了和父亲天人永隔的伤痛中，从此我再没有机会弥补。从那之后，我不再用前几年的方式写作了，我要写一些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很久以后，社会学告诉我，我这种情况属于“阶级变节者”。我都不知道在1960年代末这个词是否已经存在。

当老师对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不是它赋予了我重新写作的欲望，而是唤醒了深埋在我心底的东西。在父亲死后的第一年，我负责给初一的孩子上所谓的“实践”课，为他们的职业技能考试做准备。

我逐渐意识到，尽管一开始我并不想承认，但这些学生身上有我的影子，又或者说我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在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些年里，我忘了自己从小成长的阶级，忘却了自己少女时期十二岁、十五岁时的样子。转眼间，我和一群儿童和青少年相处，他们迫使我思考一些我以前从未问过自己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问的问题。这些生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不读书，也不带自己的孩子去剧院。我如何才能把我认为美好的事物传达给这些孩子，并让他们对此产生热爱？从这群青少年的行为举止和言语中，我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受过教育的世界之间存在鸿沟，而我已然成了受过教育的世界的化身，也是帮助他们实现阶级跨越的“传送带”。而他们，他们还处在我出身的环境里。我扪心自问：我在这里教授的东西，最终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因为受到所处环境的局限，他们大多数人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轻飘飘地说一句“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和在法语课堂上亲身见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实在是太沉重，太困难了。我需要有大把的时间才行。而后，到了1970年代初，把这些都写出来成了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我要说的就是《空衣橱》，这本书是回归本原，回到那些或许决定了我一生的事情。它们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也决定了我写作的内视角。我出生的这个世界与我通过学习而抵达的世界截然不同。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但要注意，他们是那种没有土地的佃农，他们耕种的是别人的土地。我父母，他们的家庭、顾客，以及我们周围的人都出身工人阶级。当然了，我父母他们自己也是工人，顶多算小商贩。他们说自己一直都活得忧心忡忡，一直都在害怕会“重新沦为工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恐惧比这个还要严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一种对自身局限性的坚信。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相同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震撼一直伴随着我。甚至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不是因为害羞或不自在。而是因为位置。仿佛我不在真正属于我的位置上，仿佛我人在那里，但心却无处安放。

大多数时候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和一些人打交道，而这些人他们本身就在某些程度上否定了我最初的那个世界，也就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他们不属于那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上面提到的种种都不存在，那就是写作。是的，写作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精神之地。虽然我不是一个写虚幻故事的作家，我写的是记忆与现实，但这对我也是一种逃离，让我“在别处”。一直以来，写作给我的印象就是沉浸。沉浸在一个并不属于我的现实之中。但是这样的现实却是由我创造的。我的经历是一种跨越的经历，一种和社会阶层分离的经历。这种分离在现实中存在，是空间的分离，教育体制的分离。有些孩子十六岁就辍学了，可他们才懂这么一点点东西，而另一些孩子呢，他们会继续学业直到二十五岁。社会阶层的区隔与我所经历的区隔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一种巧合，这使得写作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这种区隔产生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