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学生」变身「社会人」？

本文转自：Wellness好

怎样从「学生」变身「社会人」？

这一向是毕业生走出象牙塔后要面对的首要难题。近几年，困窘和焦虑在 00 后年轻人中蔓延得更猛烈了，社交网络上关于「社会化」的热议显示了这一点 ——「好羡慕那些社会化程度高的人」 「不会来事儿是我们的生长痛」「INFP 社会化就像神农尝百草」「可以不世故、不圆滑，但一定要提高社会化程度」……

「社会化」原本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词汇，描述人类习得所在社群文化、适应社会生存的过程。但在互联网语境下，它成了一个「梗」，用来描述职场适应困难、沟通不畅等问题，像是一个「伪装大人」的小孩骤然误入真实世界，处处留下破绽。在这类帖子里，总有一个注重自我感受但无助的「我」，以及「我」突然被推入复杂又难以捉摸的社会系统。

「我」的无限扩张形成一个个「岛宇宙」，与此同时，年轻人又在线上构建出一个看似深度亲密的同温层。类似的复杂展现在方方面面 —— 诸如这一代 00 后年轻人，一面恶补社会化，一面又在内心抵抗被社会同化，因为它代表着：「算计」「世故」「会来事儿」，这些延伸词汇暗示了由上一辈人构建的职场秩序和权力关系在大部分环境下仍然奏效。还有那个老生常谈的应试教育问题，十几年的学生生涯被压扁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显然与真实社会的需求脱节。人是被一下子扔进社会这个大染缸的，窒息感在所难免。不能忽略的是，青年人与世界交手的态度有些暧昧，是纵身一跃，还是改写规则，抑或是退出游戏？没有人会全然站住脚跟。

从「社会化」切题，我们试图走向这一代人的心灵困境 —— 为此，采访了 5 位不同院校背景的毕业生、在社交网络上表达「社会化」困扰的职场新人、公司人力资源高管、中学和高校教师 —— 尝试理解年轻人讨论这个热词的语境，并试图厘清背后的问题，以及正在发生的新经验。

提前要说的是，「安身之所」和「立命之途」并不冲突，给自己时间，让各自实现。

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好羡慕那些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的帖子标题时，刚刚毕业两年、初入职场的桃夏并没有想到这个帖子会引起 10 万以上的人关注，近 4 万人评论。

让她羡慕的人是她的一位同龄同事，对方能做到她做不到的事 —— 自如地对资历更高的同事表达观点甚至不满，事后还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桃夏也希望能和前辈更融洽地相处，但她在想开口时总是句句斟酌、思前想后，有时回家还在复盘白天的沟通。因为这种不自在，她经常回避与同事一起吃饭，但同时又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那时，桃夏开始从家庭背景反思自己与同事的「差距」，她通过观察总结同事自小得到长辈对人情世故的言传身教。来自小镇的她自认为缺乏这种体验，职场沟通是从零学起。回顾漫长的求学、考试历程，她曾经以为成绩好就能「抵御」一切，几乎没有与他人进行复杂沟通的需求。家人和她沟通这种事很少，少数几次给她的建议看起来用处不大 —— 陪伴她长大的外婆告诉她，如果想和领导搞好关系，可以每天早上帮忙打扫办公室。这建议让桃夏哭笑不得。

「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劳动者，让我平时很难有场合学习人情世故。所有知识来源途径都是学校教育……懵懂上班后发现一点都不了解社会规则，小心翼翼、紧张兮兮犯了很多错。」她在帖子上这样描述自己的困惑，并用上了「社会化」这个词。

有人提议，桃夏组建一个「白纸青年社会化互助小组」。留言和进群的年轻人有着类似的困惑：不适应职场规则；不擅长与上级和长辈沟通；找不到适合的职位，也不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并因此感到迷茫，等等。

当这些年轻人在谈论「社会化」的时候，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社会化」这个词汇寄托的个体困境表达，事实上指向一些更普遍的问题 —— 新一代青年的生活状态和个体取向，与社会对他们的需求之间存在隔阂。

总体而言，工作中需要的沟通协作和项目能力与学校里对「好学生」的评价标准不算匹配，这让年轻人在初入职场后一时难以适应。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以应试为主线的学校环境中，学生往往被要求服从学校的规则、交出符合要求的作业或答卷；而在职场，主动自如的表达和沟通，资源和利益的争取，以及承担复杂项目责任的能力是更被需要的。

在社交网络上，一位 985 大学毕业生这样总结自己作为「好学生」在工作中经历的「社会化痛苦」：「学生时代只要服从性强就可以得到表扬」「不敢争不敢抢，不敢得罪人，没有魄力」「面对客户和更复杂的社会环境，我就非常欠缺社会交往能力」。

回忆起刚毕业工作时，桃夏形容自己有一些「小孩感」。这意味着「做一件事时很难果断决策，并为之负责，总希望有人帮我兜底」。此外，她还会把老板的任务都当作一次考试和作业 —— 她默认这份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默默努力，一旦感觉自己没做到理想状态就会心态崩溃。

但是后来，她发现老板的目标似乎并不是让她一个人做出「满分」的工作，而可能是希望她「做出来」，或者只是让她「试试看」。事后回想起来，很多工作可以边做边学；而且当初如果她无法承担，应该主动沟通，而非硬撑。但当时的她没能解决好这些事情，最终离开了那家公司。桃夏承认，这段经历对自己而言是一段创伤。

这种「无力承担」造成的创伤可能会引发年轻人的下一次应激反应 —— 这些在外界看来可能是更加「不社会化」的行为。狐狸在科技创业公司做人力资源（HR），她在与应届生打交道时就遇上过类似的情况。一位毕业生已经离校一年，但没写明期间的履历。当她按照常见流程问及对方这几个月「空档」的经历时，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狐狸猜测，也许这个问题触及了毕业生的创伤，可能他曾被告知「空档」是减分项，这让他直接放弃沟通。而站在狐狸所在公司的角度，这只是一个例行问题，坦诚的回答未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挂断电话会直接失去一次求职机会。

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 90 后教师简杨，也为青少年的生涯发展提供咨询，她指出，在教育心理学中，与人互动、沟通这类能力的习得，有个专门的教育概念叫作「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等方面，学生在青少年阶段可以通过项目式学习、团队协作等方式来培养这些技能。然而，据《中国教育报》2024 年的评论，由于社会转型、过度竞争、因使用网络和手机导致的社交减少等原因，当今社会的青少年群体普遍存在社会情感能力缺失的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在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宅」—— 关于知识青年再社会化问题》的文章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拔根型成长」，这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基于血缘和地域的家庭、邻里、发小等「初级关系」是松散而疏远的。

项飙在《你好，陌生人》一书中也提到类似观察：「小镇做题家」原本的生活世界其实应该是很丰富的，因为小城镇的人情关系多元，亲戚来往也很多，父母做的工作是很具体的……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学校埋头做题，生活经验和掌握的全部信息都来自学校里的应试教育，以及同学老师之间的高度程序化关系；甚至，他们从小的目标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小镇，走向城市里的白领工作。

桃夏就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路径。她出生于一个中部省份县城，从小由外婆带大，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几乎每年春节才能与桃夏见面。她到市里读高中，再到省会读大学，在家长和学校的保护下，以「学习好的、文静的乖乖女」形象度过了青春期。

上大学后，桃夏遇上了新冠疫情，学校对学生的管控更为严格。那几年，学校有严格的宵禁，学生外出学校也需要报备。「我觉得学校把我当成一个孩子，希望外面的风险不要影响我们」，桃夏说，这种「过度保护」也让她在面对职场里的复杂人际关系时难以立刻适应。

其中，格外突出的迹象是，就连大学也不再是接近就业市场的「开放小社会」，而有些像是「中学的延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程猛* 告诉我们，他觉得与自己十几年前上大学期间相比，现在的学生似乎更少有闲暇时间去浪费和试错，去探索自己的兴趣，不少学生忙着提高绩点、争取奖项和保研名额。相比更早年的大学生，现在的学生对于未来选择的想象变得更加狭窄，考研、考编、考公等被称为「上岸」；而大学生为上同一个岸竞争，必然会面临更剧烈的「内卷」压力。

颇有意味的是，在职场困扰之外，社交网络上同样被年轻人列入「社会化」困扰的问题，也包括对于「意义感」和「个人价值」的迷茫：「常常觉得自己只是『牛马』，在做毫无意义的工作」，或是「不知道自己的热爱所在」。

「自己到底适合、喜欢什么？」今年的新闻传播学本科毕业生刘明月认为这是她当下最大的困惑之一，即便她已经做过几种不同类型的实习，依旧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在她看来，做自己适合且喜欢的工作很重要，这可以减少情绪损耗。但是她面临一些尴尬的现实情况，就是每当对一个行业感兴趣，就会有人告诉她「这个行业正在下行」，这很大程度缩减了她的兴趣和行动力。例如她喜欢读写深度特稿，但想到传统媒体行业降薪裁员，就会打消一点把它作为事业投入的念头。

年轻人的这种迷茫也与当前市场的需求变化有关。狐狸告诉我们，在当前增长放缓的经济环境下，面试中能清晰笃定地陈述个人想法尤其重要，这需要面试者通过厘清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申请这份工作的动机，即「我是谁，我为什么选这份工作，我想做什么」。在狐狸现在工作的科技创业公司，面试官尤其看重应聘人基于内在想法产生的对于应聘岗位的热情，而不是基于社会评价产生的对热门行业或者增长机会的追逐，双方想法的互相认同是彼此合作的重要基础。

然而狐狸也承认，这种笃定对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应届生来说向来不容易，尤其「好学生」更容易产生「路径依赖」，通过答卷来满足社会评价，而不是回答「我是谁，我想做什么」，甚至有很多人在中年失业时才开始为此而苦恼。在互联网行业曾经高速增长的阶段，因为高薪和良好的发展机遇，面试者更容易说服自己和面试官自己想做这份工作。而在增长放缓、竞争加剧的当下，毕业生开始被迫提前面对这种「终极问题」。

吴重庆从「安身立命」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中国文化中「安身」先于「立命」，往往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建构需要通过个体与社会达成联结后才能达成；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青年开始面临思想上从「集体」到「个人」价值观的转向，曾经把个人价值寄托于集体荣誉感的青年们遇上了精神危机。其中一个重要事件，就是 23 岁的青年潘晓在 1980 年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信，陈述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困惑。吴重庆认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没有很好地回应青年的困惑；直到几十年后的当下，在教育内卷、数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青年的迷茫继续扩展，与曾经的疑问有类似的根源。

刘明月在实习期间刷到关于「社会化」主题的热帖时，她的内心有些矛盾。一方面她承认职场上需要人际交往和沟通技能，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反感有人教学「如何变得更会『来事儿』」，她并不喜欢一些职场上的「人情世故」，例如参与复杂的权力斗争，或者讨好领导等。另一位今年的硕士毕业生朵丽则表示，她了解的同龄人「社会化」困扰往往分为两类：一是从小习惯于服从的人，在进入复杂社会系统时不适应；二是有主见、有个人想法的人无法被系统接纳，令其感到挫败。

也有一位网友在桃夏的帖子下留言：「我们既不想被旧有的人情社会规则驯化，又不得不掌握基本的社交技能来生存」。这条留言同样获得了网友的高赞。一面恶补「社会化」，一面拒斥「被社会同化」，这一代年轻人看似纠结的态度背后，也刻有代际的更迭和时代价值变迁的轨迹。

当今天的 00 后毕业生进入社会时，他们面临的职场规则，很多时候仍由上一代的 60 后、70 后制定。与今天在心理和价值取向上都高度关注个体感受的年轻人相比，上一代人受到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在层级化的职场体系中，更强调对权威和秩序的服从，要求向上汇报和管理，讲究人情往来、察言观色等等。彼此之间的观念隔阂和难以调和，很容易便在年轻人的感受中变成一种「社会化」难题。

如今，不适应、不愿服从于这些规则的年轻人仍然有生存之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用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机构工作，并遵循那里的职场规则，在过去 20 年迅速发展的颇具规模的线上数字经济，已经足以让部分年轻人仅仅通过一根网线就能维持生计。

毕业后从事自由职业的「错误乱码」就认为「不必强求社会化」。他从高中就开始在网上找资料学习各类技能，并以此接各类商单 —— 从最初的给影楼修图、为各类机构和博主做视频剪辑，到自己制作游戏领域的科普视频，以及给自媒体账号运营、起号。这些工作都不需要「错误乱码」进入机构、与陌生人打交道，这让他可以安心地「宅」在家里，每个月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最近，他还受成都一所高校邀请，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做自媒体技能培训。

「错误乱码」告诉我们，大学期间为了实习证明，他曾在在一家超市从事采购工作，这让他确定自己并不喜欢在机构里上班。首先，他觉得这种「打工」的方式让自己 8 成时间都不受自己控制，他无法在这段时间里学习、成长，而只能干重复枯燥的事情；另外，他也不喜欢职场中的权力规则，在他的观察里，「任何模糊的话语，最终的解释权，常常属于更有权力的人」。他选择直接「不再和他们玩这个游戏」。

相比于线下的、面对面的交往，他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方式来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他看来，这要更加可控和高效，规避了线下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在与合作伙伴线上交流时，他说彼此之间从不互相试探，都是「直球」，如果遇上恶意就立刻远离，「不必抹不开面子、浪费时间」。在上学期间，「错误乱码」曾因未能成为家长和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而饱受责罚，这在一定程度令他对与身边人的关系缺乏信任：「同学只是恰好与你同班，亲戚则恰巧和你一个祖宗，但他们的思想可能和你完全不一样」，而在线上，他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需求来挑选聊得来的朋友。

「错误乱码」选择的生活方式并非个例。线上不仅带来了谋生机会，也很大程度上地「接管」了年轻一代的社交生活。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教师徐茂告诉我们，和 10 年前自己刚任教时相比，如今的班级里，甚至班级群里都明显「寂静」了许多，这一届学生从小就习惯了移动互联网，彼此之间交流互动很少，更别提吵架和打架了；每个学生看起来都有自己的「小世界」，例如在网络上有「二次元」搭子等；总体上看，不论是与人交往、情绪表达还是审美趣味上，都显得更「孩子气」。

社会学人类学家阎云翔* 在最近提出的一个概念或许能对此有所解释 —— 他提到 Z 世代存在「扩展式青春」的现象，普遍的「内在性转向」正在发生：今天的年轻个体将关注重心从外部社交转向内部精神世界，将「自我探索」视为人生的核心实践，追求内息的平静与精神的和谐。而经济压力、阶层流动渠道收窄等现实因素，促使青年主动选择 「拒绝长大」，出现了成年期的延迟现象，表现为年轻人显著推迟了就业、独立居住、婚育等成年标志性事件，规避和延后承担「成年人责任」。

线上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无疑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内在世界」提供了沃土。当吴重庆在解释知识青年的「社会化不完全」问题时，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与家乡、熟人的远离。但是很显然，年轻人的沟通与交流已经跳脱出了他所说的人际范围，而到线上构筑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络。在简杨看来，这种社交习惯也让年轻一代能够获取更多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网络上呈现的「社会化」程度明显高于父辈。

一部分人对此心怀担忧，吴重庆便在《关于知识青年再社会化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无论是转型前、转型中还是转型后的中国社会，都是物理空间中实实在在的社会……互联网社区、虚拟伙伴不是一般的「社会转型」，而是将传统社会置换为电子网络社会。在吴重庆看来，「社会化」的核心在于「确认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人是「己」而不是「自我」，「己」是开放的，而「自我」是孤独的。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乐观，徐茂便不太担心他的学生毕业后与社会的连接和互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自然习得的过程，也许技术的变化能支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才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选择不同道路的年轻人，有不同的应对「社会化」难题的办法。如果一个年轻人仍然选择进入职场，那么当他开始探索一条既符合自己需求、又能与他人和系统融洽的新路径，往往便成为开启「社会化」的一个起点。

在经历了辞去第一份工作、进入新公司、在小红书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求助等事件后，桃夏认为自己「好多了」。现在她更相信「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自己要有自信去面对它。达成这种心态的其中一个途径，是与家人重建新的交流。最近每年回家，她开始在饭桌上询问长辈的工作、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经历 ——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沟通。一个重要原因是，家人曾经认为桃夏的第一要务是学习和保持健康；另外作为女生，「长大是要去嫁人的」，不必从小知晓一些社会规则。

在最近的交流后她发现，尽管县城的行事逻辑未必能直接适用于她所在的大城市，但是仍有一些通用的观察能给她启发。例如家人告诉她，很多既定规则是有容错空间的，并非要事事一板一眼；「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多沟通和争取可能比自己闷头做事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她还在这种沟通中重新看见并理解了外婆泼辣的性格 —— 从前她觉得，外婆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和人大声争论不太体面，但现在更加支持和理解外婆。因为「当你沉默时，他人让你承受烂摊子的成本就是最低的」，她用工作中遇到的情境类比。

桃夏重新与家乡对话的行动，事实上正是一种与自己脱离的关系网络重建联系的行为，她和家人因为这种沟通重新接纳了彼此。这一定程度上接近项飙、吴重庆等学者对于当代青年的建议：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去和自己的「附近」和生活发生真实的关系。

除此以外，桃夏当然也和同龄的年轻人一样，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圈子。她牵头建立的「青年社会化互助小组」已经有几百人入群，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其中诉说自己的困惑。另外，桃夏还继续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自己的生活，每当收获赞赏和支持时，她就会感觉自己「生活的支柱又多了一根」。在离职休息期间，她还开始在独居的小屋里养宠物和植物，这让她不再把工作任务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恰恰是这种心态，让她能够更加自如地面对工作了。

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像「错误乱码」一样，从毕业开始就不会选择进入职场，这很大程度上让他们免于直接面对职场里的「社会化」困扰，数字经济在这件事上再次帮上了他们。因此，投身于此，也成了一种解决方案。尽管这未必一定意味着自闭、不承担责任，也可能是开拓另一种自我探索，与社会沟通的路径。

徐茂的学生之一、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毕业生邓同便展现出了显著的开拓气质。他高中毕业时在一家保险公司做销售岗位，发现自己很不喜欢「追着客户向他们推销产品」。但那段不甚成功的实习让他偶然得知了一个小生意的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知识付费，他们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者都需要办理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备案* 手续。经过一番研究，在网上付费学习，邓同发现他可以给这个有些繁琐的流程做中介服务。

他拉上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与他合伙，这成为他生意的关键，因为对方比他有更深厚的职业经验、更敏锐的判断力。他们第一桶金就赚到了 9 万元。很快，因为同行竞争的压力，他们又立刻转向了做知识付费，教出海人如何搭建独立站、电商人如何使用 AI 工具优化店铺。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中，邓同告别了他讨厌的、保险公司式的强行推销方式，只有当线上有客户对他的业务感兴趣时，与之交流即可。这让他感到自在。但他同时也强调，要想敏锐地持续发掘新的商业需求，积累人脉和获取第一手信息格外重要，这要求他不断保持与行业内人士的密切交流。

不过，像他这样能够找准需求、提供服务、即刻行动的人，在他的同龄人里并不多见。邓同的观察是，周围的多数同学有一种「路径依赖」，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份稳定、有五险一金的工作，以至于当他与同学谈到生意的事情时，他们很少有人提起兴致。「尤其是成绩好的那类」，他们习惯于顶着名校的称谓找到一个知名的机构，成为其中一员。虽然他并不认为多数人应该像他一样毕业就创业，但他觉得即便在机构里工作，也应该探索自己的喜好、积累属于自己的经验，甚至有一天能基于这些拥有自己的事业。

邓同回顾起自己的成长历程，他认为最初让他学会识人、沟通、有交易思维的是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他的父母在工地上做五金生意，那是一个三教九流汇聚的地方。父母对孩子的希望是安心学习，并不希望他给家里生意帮忙；但是又没有把他赶出店里，一定要逼迫他成为一个「好学生」，而给了他一些自主探索的空间。从小邓同就在店里帮忙记账，积累了对商业逻辑的基本认识；另外，父母需要与不同的客人讲价和谈判，方式方法需要因人而异，邓同也在观察中耳濡目染。

回到关于「社会化」的讨论，在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这个名词想表达的是人类学习和继承各种社会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元素，并逐渐适应于其中的过程。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人需要通过社会经验学习所在的社群文化，并获得生存技能。

应试教育的单一标准让一些青年与社会化的过程隔离，而没能成为「好学生」的邓同却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 因为没有被完全推进做题的世界，他有幸从周边的生活环境里汲取经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路径。即便他没有在精英学校里学习社会情感课程，但却天然熟悉生意上的沟通，凭借着经验和直觉的引领，推进着自己的事业。所以，如果一个青年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契机融入自己的生活，而非与之隔离，更有可能收获灵感。

对于看重个人精神世界的一代，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投入生活，才能收获成长。立足社会与寻找个人的生活意义，二者关系紧密，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让它们各自实现，将是青年用更多时间探索答案的议题。

已经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社会交手。在桃夏眼中，真正的「社会化」既意味着融入周围社会，但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所需，不让社会破坏个人底线。即便自己和社会的需求会有冲突，但她不会停止这样的探索。「当一个人不太了解自己的时候，就会把幸福的定义权交给别人」，桃夏这样告诉我们。从前她听说有名牌衣服、做好看的发型和美甲是幸福；或者，考上名校、有个体面工作是幸福。现在她要重新审视这些标准，找到自己的幸福与意义的定义。

带着「社会化」的疑问，当代青年将不断面对生活、探索自己。他们面向社会的「个人陈述」，将成为这代人的新成长叙事。

（文中桃夏、狐狸、简杨、刘明月、朵丽、错误乱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