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 | 对抗数字异化：如何用文学叙事重建精神共同体？

智能只能计数，精神才能创造新叙事，讲述中留存了未来叙事，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都是以讲述为前提的。

原文 ：《数字化解构传统讲述共同体》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广兴

图片 |网络

德国批判理论家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中揭示，前现代社会的人们习惯于讲述故事和聆听故事，共享来自历史长河的生命智慧，讲述者和聆听者通过具身性叙事实践，凝聚为讲述共同体。在数字媒介主导的当下，海量“微叙事”虽表面繁盛，却因碎片化与即时性难以沉淀公共意义，致使主体感削弱、公共记忆断裂，传统的讲述共同体荡然无存。重建数字时代的讲述共同体，需要发挥经典叙事文学、体系性人文思想的主体建构作用，也需要积极培养交流主体的对话意识和讲述能力。

叙事泛滥显露叙事危机

韩炳哲指出，数字时代“叙事爆发”并非繁荣信号，而是叙事能力衰退的外在症状，是一种新的异化形态。叙事原本通过构筑整体性的时间与价值框架，支撑主体精神的整合，而社交媒体虽然不断生成新鲜事，却难以形成具有连续性和反思力的故事，最终只能汇入偶然性的经验洪流。

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根本原因。数字媒介本质上是信息技术体系，其首要目标在于信息的生成、累积与再利用。于是，即时交流被还原为纯粹的信息交换，生活事件被处理成高速流动的数据包。事物虽仍客观存在，却在信息洪流中丧失象征与情感维度，停留于裸露的事实性，原本环绕其上的叙事光晕因而消散。由此，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被压缩为信息叠加，各种超越因果链的内在联结日益稀薄。实事性与叙事性遂形成结构性对立：数字平台虽囤积海量事件记录，却缺乏将其转化为公共记忆与价值框架的反思机制。同时，信息逻辑偏好“新”“快”，内容生命周期极短，数字空间因而充溢偶然性与断裂感。由于无法抵达主体的存在论“真理时刻”，数字化信息表现出碎片化与易逝性；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叙事亦多沦为孤立个体的自我呈现，难以汇聚为共享意义。

消费领域的讲故事（storytelling），实则是卖故事（storyselling）。由于叙事能够直接激活情绪、绕开理性防御，其在商业文案中的说服力远胜于数据与逻辑论证。数字平台将人当作消费者孤立开来，数据对人的操纵，是通过“数字化潜意识”来实现的，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数字来建立认知和行为，而不是通过记忆和反思。叙事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商业广告被嵌入故事里。海量信息刺激着感官，把人们的注意力削减为好奇心。在生产与消费逻辑的支配之下，其他种类的感知方式、讲述方式、生活方式被严重侵蚀，社群（community）变成了共同体的一种商品形式。

数字屏幕已成为个体接触现实的首要界面，但其“再现真实”实则是一套数据采集策略。为追求流量增量，平台倾向抹平主体差异，将个人压缩为可计量、可比较的抽象条目。由此引发时间结构整体变形：信息流加速把日常切割为离散片段，节庆被商业逻辑重新编码，生命体验与历时框架之间的象征纽带日益松动，偶然性体验随之激增。当持续时间感被剥夺，个体难以把当下生活嵌入历史脉络或未来规划，存在在高速循环的行动中被榨干，沉思空间趋于消失，行为易滑向机械反应。叙事的泛滥恰表明主体渴望以故事抵御偶然，然而同一加速逻辑又使数字叙事碎片化、空洞化：宏大结构尚未生成即被打散，微叙事的喧嚣反衬出日常意义的稀缺。这一内在张力揭示了数字时代叙事机制的结构性失效。

数字化超交际：没有共同体的交往

网络接入并不自动生成社会联结，数字化往往在扩张“触达”时稀释真实交往。绩效叙事驱动下，个体忙于自我生产，深度讲述被发布、转发与点赞的浅层互动取而代之。私人叙事高度膨胀，真正的倾听却日益稀缺；平台故事与受众生活关联有限，难以激发深层共情。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多为修饰后且稍纵即逝的信息流，缺乏情感黏着力。于是出现网络化悖论：连通性愈加丰富，主体却更加孤立；关系让位于算法连接，嘈杂交际反而放大孤独，共同体难以成形。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有距离的目光”为前提。近与远的相互生成，产生叙事的光晕。数字化交际缺乏目光和声音，数字屏幕在主体之间设置了目光无法穿透的屏障，远离在场的直接经验。去身体化的数字化叙事，缺乏主体视角和独特的价值判断立场。数字媒介对距离感的消解，同时摧毁了远方和近端，一切都是同等的远近，无间隔的信息让世界无秘可守，只剩下可支配、可比较的量化面貌。当现实被数字网络层层包裹，原有的神秘性与深度意涵随之褪色，尊重式的相互注视和基于公共空间的共在感亦难以为继。

其次，数字媒介更容易造就同一者，排斥否定性，真正的交流和共鸣难以形成。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对自我塑造有积极作用，然而提出并解决矛盾是费时的，必然被注重绩效的文化所摒弃。数字文化盛行的是作为最低级别认知的点赞，数字化的过度曝光带来过多的肯定。当否定性被磨平，人们的经验视野也就越来越窄化。肯定性暴力让人的免疫防御系统失效，让人的生命力因缺乏新陈代谢而发展停滞。自恋的主体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世界，共振与回音只发生在同者之间，由此引发空虚感。

最后，大数据只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无法建立深入的理解。大数据以理所当然的姿态，隔绝了思考与理解。然而生命不能被量化，自我不是体现为数量，而是质量。思考可以抵达全然的他者，认识并不是简单的了解信息，而是有被注视和关爱的内涵。真正的共鸣以他者的切近为前提，他者是塑造稳定自我的根本途径。他者携带的新视野，促生全新关系、全新世界，让万物显现其存在。当真实的他者被隔绝在屏幕之外，我们在与虚拟世界相连的同时，也在一步步与真实的自我和他者失联。数字化超交际，越来越服从于一个由算法操纵的自动化机械过程，变成没有共同体的交往。

讲述共同体的构建途径

韩炳哲认为，讲述是“一种不依附于同一性的包容性叙事”，可以用来拯救主体精神，建立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叙事的闭合形式具有同一性、完整性特征，只有讲述才能让生命超脱纯粹的实事性，让生命脱离赤裸状态。讲述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赤裸的、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自我认知需要通过讲述而不是计数来实现。讲述和回忆互为前提，记忆在碎片化的时间中建立联结，讲述创造时间的整体性，使人们安身于存在之中，逃脱生存的偶然性。

叙事是一种共同行动，讲述共同体是讲述者与倾听者的同盟。讲述与倾听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倾听本身就已具有治愈之功效，它先于倾诉，开创了他者畅所欲言的共振空间。倾听者将自己放空为他者的共振空间，对于评判极为克制。共同就是彼此倾听，耐心的被动性是倾听的第一准则。倾听者需要忘我地将自我沉入所听到的内容之中，越是忘我的倾听者，越是能将听到的内容深刻地印在记忆里。然而，加速社会的节奏太快，人们享受着种种相继来临而后远去的体验的瞬间现实，在看似提供最为丰富的交流通道的信息交流中愈发自我与自恋化，忽视了对他人话语含义、情感的仔细聆听与体会，致使有效倾听所需的专注度和同理心在虚拟交流中被削弱。唯有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才能使人摆脱自我的牢笼。

从心理角度来看，讲述需要放松状态，由此开启心灵的沉思模式。信息社会开启了一个精神高度紧绷的时代，因为惊奇带来的刺激乃是信息的本质。信息海啸没有精神空间来容纳沉思，世间美好却只展现给长久而沉思的目光。对世界的疏离是一种艺术时刻，艺术对于陌生之物和他者具有天然的包容。文学叙事建立了人类的理解与关爱，将人与物、他人、世界合成共同体，使人们得以从丰富的视角重新认识和创造世界。诗意的世界关系意味着人与世界由一种深刻的共情联系在一起。在童话世界、魔幻世界以及一切类型的文学世界里，没有纯粹实事性的事物，一切都耐人寻味，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对叙事形式的感知本身就足以让人快乐，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原始的信任感，增强情感联结。

讲述产生凝聚力。真正意义上的故事赋予群体以内在的统一性，讲述将失去方向和意义的信息社会重新变回一个稳定的、传递共同价值观的共同体。智能只能计数，精神才能创造新叙事，讲述中留存了未来叙事，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都是以讲述为前提的。人们可以通过讲述，实现新的生活方式，充满希望地开启未来。韩炳哲有关“讲述共同体”的思考，对我们理解我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哲学启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22WZWB015）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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