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在土路上颠簸得像个醉汉,窗外掠过的玉米田让满车人倒吸凉气——那些泛黄的秸秆勉强没过膝盖,稀稀拉拉的穗子挂在风中,活像营养不良的孩子。朝鲜导游却挺起胸膛:“我们的粮食,一点污染没有!”
这话不假。田埂边见不到一只粪桶,偶尔掠过的牛车瘦骨嶙峋。后来才知,人吃的玉米尚且不够,哪有余粮喂牲口?肥料自然成了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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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平康郡时,金大叔突然指着窗外喊:“快看!像不像咱们生产队?”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几十个身影排成雁阵,镰刀齐刷刷落下,弯腰的弧度都惊人一致。阳光炙烤着他们深蓝的工装,汗渍在后背晕开深色地图。
“那是作业班在挣工分。”导游解释。金大叔眼眶却红了——1975年他当知青时,也是这样跟着生产队长,用血肉之躯丈量土地。
更让我震撼的是田埂上的“时间琥珀”。上午十点见三个汉子在渠边抽烟说笑,午后返程竟还在原处。他们身后插着褪色的红旗,风一吹,露出旗角磨破的经纬。这场景让当过民兵连长的李阿姨直拍大腿:“当年我们地头也插红旗,哪个组先割完一垄,旗就插到谁家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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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吱呀呀碾过土路,扬起细尘在光柱里飞舞。偶有手扶拖拉机“突突”驶过,驾驶座上戴军帽的小伙,像极了八十年代年画里的劳模。同车的老赵突然哼起《咱们工人有力量》,沙哑的调子裹着稻香飘出车窗。
整齐的村落渐次浮现。白墙在阳光下亮得晃眼,灰瓦屋顶连成几何图案。导游说房子是分配的,王大姐立刻掏出老照片:“瞧!跟我娘家一个模子!”照片里1978年的苏北农村,同样规整的瓦房前,姑娘们的麻花辫在风中飞扬。
正午热浪蒸腾时,我们遇见真正的“田间食堂”。七位农人盘坐田埂,粗布包袱里滚出玉米饼,陶罐里腌萝卜泛着水光。金大叔递去一包中国饼干,领头的老农却摆手,掰开自己的饼子塞给我们。那粗粝的饼渣卡在喉咙,竟品出久违的麦香——三十年前母亲省下细粮做的“金银卷”,就是这个滋味。
地头休息时遇见朴老汉。他粗糙的手指划过稻穗:“这季收成够三百工分。”见我们困惑,他笑着比划:“十个工分换一斤玉米,我家六口人,秋收能分八百斤。”他眼角皱纹里嵌着泥土,却透着奇异的满足。当李阿姨问“够吃吗”,老汉指向远处玩耍的孩童:“娃娃们有学上,生病有大夫,房子不漏雨——还要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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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浸染田野时,奇迹发生了。早晨整齐的雁阵化作归家的溪流,汉子们扛着锄头说笑,妇女背着草捆哼歌,孩子追逐着跃过田埂。不知谁起了头,朝鲜语的民谣乘着晚风飘来,虽然听不懂词,那调子里跃动的生命力,让整车人静默流泪。
金大叔忽然说起1977年寒冬。生产队的粮仓见了底,二十户人家围坐仓库分最后的红薯。会计老刘把自己那份塞给孕妇:“我光棍汉,扛得住!”后来老刘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是大家省下口粮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现在顿顿有肉,可再没吃过那么甜的红薯。”他抹了把脸,车窗倒影里,朝鲜农人正互相拍打肩头的草屑。那份自然而然的亲昵,恍如昨日重现。
当我们的收割机在黑龙江平原轰鸣,朝鲜农民依然弯腰挥镰;当我们的超市堆满反季果蔬,他们满足于分享玉米饼与腌菜。这巨大的反差催人深思:在奔向现代化的狂奔中,那些风雨同舟的体温、甘苦与共的默契,是否被遗落在某个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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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颠簸中,金大叔哼起了久违的号子。七十岁的老知青挺直佝偻的背,沙哑的调子竟有金石之声:“嘿呦——加把劲呀!嘿呦——粮满仓呀!”
一车人跟着击掌应和,歌声冲出车窗,惊飞稻田里的麻雀。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父辈们用脊梁撑起的,从来不只是粮仓。
那些深扎泥土的集体记忆,是我们民族最坚韧的根须。当镰刀落下时整齐的弧线,是生命对土地最庄严的敬礼。 朝鲜田间的红旗终会褪色,但人类在苦难中相携前行的身姿,永远铭刻在文明的光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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