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 | 福岛核事故 14 年后，日本重返核电

文/范珊珊

2011 年福岛核事故的爆发，让日本核电产业迎来转折 ，这场由地震海啸引发的灾难，让日本对核能的态度从依赖转向审慎。事故发生后，54 座运行中的核反应堆几乎全部关停，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 30% 骤降至接近零，政策层面也确立了 “尽量减少” 核能使用的导向。

14 年后的今天，日本正加速重返核电赛道。截至目前，54 座关停的反应堆中已有 14 座重启，另有 11 座处于重启审批流程，两座在建的大间核电站和岛根 3 号机组也已提交申请。这一进程的背后，是政策的重大转向——今年2 月，日本在《2040 年能源计划》中删除了 “尽量减少核能” 的表述，转而提出 “最大化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脱碳能源”，明确将核能重新定位为核心能源。

推动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与日本的能源困境紧密相关。作为能源自给率不足 10% 的国家，日本 90% 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其中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占比极高。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天然气价格飙升，让身为全球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的日本遭遇沉重打击；而 AI 数据中心的兴起更颠覆了 “人口减少导致电力需求下降” 的预期 。日本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耗进行了重新评估，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耗将增加一到两倍。

同时，减排压力也迫使日本重新审视核能。福岛事故后，日本为填补电力缺口大幅增加化石燃料使用，导致 2011-2023 年煤炭排放量始终居高不下，与欧美 “减排超 50%” 的趋势背道而驰。若要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仅靠可再生能源远远不够，核能成为平衡能源安全与脱碳的关键选项。

不过，重启之路并非坦途。政策层面的强推与社会层面的疑虑，构成了当下日本核电重启的核心矛盾。

未来之路

日本的核电探索，始终与能源安全需求深度绑定。早在 1966 年，日本首座商用核反应堆便投入运行；1973 年石油危机的冲击，让核能被确立为国家战略重点 —— 彼时，日本 66% 的电力依赖石油，而核电被视为打破 “能源枷锁” 的钥匙。此后数十年，日本核电快速扩张：到 2011 年事故前，核电已贡献全国 30% 的电力，装机容量达 47.5 GW，甚至计划 2017 年将占比提升至 41%、2030 年至 50%，并通过 “封闭式燃料循环” 技术最大化利用进口铀资源。

图表来源——IEA

福岛事故虽让这一进程中断，但并未终结日本对核能的长期规划。如今，日本已明确了清晰的复苏路径：中期到 2040 年，核电比例达到20%（恢复至事故前水平），同时将化石燃料发电占比从 2023 年的 70% 降至 30%-40%，为碳中和铺路。

技术层面，日本正押注更安全的下一代反应堆，规划了五条路线：最接近落地的是高温气冷堆，预计 2030 年代投入运行；紧随其后的是先进轻水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s）、快中子反应堆，最终目标是实现核聚变。其中，SMRs 因 “建造快、成本低、安全性更高” 被寄予厚望 。日立能源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斯・席伦贝克认为，这类技术能降低类似福岛事故的风险，是长期主流方向。

但SMRs的落地仍面临挑战。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全球业务首席执行官佐藤宏树坦言，由于监管机构谨慎、社会对新技术存疑，SMRs在日本普及可能要等到2040年后。为此，日本选择 “海外先行”：通过投资美国 NuScale、与美日合资企业 GE Vernova Hitachi 合作在加拿大建 SMR 项目，既积累技术经验，也维持核供应链竞争力。

从 1960 年代的起步，到 2011 年的挫折，再到如今的重启，日本核电的轨迹始终围绕 “能源自主”与“发展需求” 展开。福岛事故14年后的这场回归，既是对现实能源困境的回应，也是对未来脱碳与技术竞争的布局 —— 只是这条路上，安全与信任仍是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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