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

本文转自“历史学研究通讯”，原载《光明日报》。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新近承仝涛研究员著文发表发现于青海玛多扎陵湖北侧尕日唐，可能属于秦代遗存的石刻文字资料，讨论者或称“昆仑石刻”，或称“采药昆仑石刻”。依照青海考古学者的意见及考古学通常定名惯例，似称尕日唐石刻为宜。

尕日唐石刻发现之后，引起社会颇多关注。质疑者或以为现代伪刻。刻痕刀法与秦篆存在距离，疑似使用新近工具，是若干位篆刻家的看法。而这一判断生成的依据之一，也包括石刻如果存在两千余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一疑问。

就这一石刻遗存是否为现代伪刻的问题，有这样的信息有必要提示学界朋友注意。即根据清代地理学者记述，邻近地方曾经有“昔人所刻篆文”受到关注。“昔人所刻篆文”很有可能就是记载方位出现一定偏差的尕日唐石刻，或有可能与“五大夫翳”所谓“采药昆仑”行程的其他相关地点有关。清人著作明确载录高原山野“昔人所刻篆文”的存在，或许有益于澄清今人伪刻之说。

清代学者许鸿磐（1756—1837）《方舆考证》卷一〇〇《外域二》“乌蓝得什山”条写道：“在河源东查灵海北四十里，其山高大，顶极平坦方正。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民国七至二十二年济宁潘氏华鉴阁刻本，第17页a）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文字有异，作：“在河源东查灵海东四十里，其山高大，顶极平坦方正。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8月影印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方舆考证》是价值相当高的历史地理学论著。大致相同的记载见于乾隆时代的《河源纪略》卷三五《杂录四》，然而文字作：“马尼图山，在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钦定河源纪略》，清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第3页a）。相关文字亦见于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二：“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乾隆《大清一统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版，第483册第537页）。由此可知许鸿磐“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说可能来自乾隆组织的河源考察发现。然而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三五〇同样看到这一记载（康熙《大清一统志》，清乾隆九年武英殿本，第15页a），那么这一信息的获知，似乎年代更早。《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六《青海厄鲁特》“马尼图山”条亦明确载录：“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26890页）。许鸿磐《方舆考证》言其位置“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与其他信息相同，所说应是同一处石刻遗存。然而写作“尼马涂山”，与其他文献“马尼图山”有异，且言“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也与“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不同。许说或许有其他资料来源。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部分，所谓“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大致在今布青山一带，东南为蒙古尔津司所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8册第59至60页）。其地今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不过，《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涉及“都兰县”文物遗存的介绍未见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遗存的记录（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92页，第184页至第186页）。

许鸿磐，山东济宁人，曾先后在江苏、安徽、河南任职，似乎并没有青海行迹。所论“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不知具体史料来源。辗转所获信息，其记述发生空间位置的错乱是有可能的。比如“尼马涂山”对照其他文献，可能即“马尼图山”之误。然而其说毕竟与“河源东鄂灵海”即紧邻扎陵湖的鄂陵湖有关。也许“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者，就是具体位置出现偏差的尕日唐石刻。当然，如果这样推断，则所谓“其山甚大”等等，也是错误信息。

我们推想，或许几种《大清一统志》《河源纪略》及许鸿磐《方舆考证》记载无误，则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的记录，也不排除与“五大夫翳”“采药昆仑”行程所至其他地点包括与尕日唐石刻文字所见距离“二百五十里”或“三百五十里”地方存在一定关联的可能。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的方志学记录，都没有说明“所刻篆文”“镌刻汉文”的具体文字内容。但毕竟可以理解为重要的提示，对今后相关文物遗存的调查、寻找、发现与研究有积极意义。而且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际存在的古代石刻等遗存未见历代著录，亦未为今人所识，其实是很正常的情形。凡看到新发现石刻即简单判定为伪刻的认识，或许并不符合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