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1930年11月,李公朴从美国留学归国回到上海,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生活》及读书生活出版社。
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人侵我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李公朴勇敢地站出来,不仅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先后被推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他又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和沈钧儒等人一起,领导救国运动,反对国民党错误的内外政策,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御侮。
以下为如去注:
1925年的“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接着,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也纷纷成立。
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到了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全国各界救国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是当时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间组织,对于抗日救亡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如去注毕。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深人人心,日本侵略者对救国会的行为非常不安,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逮捕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当局也对教国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越来越不能容忍,1936年11月22日派人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李公朴、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因“救国有罪”被捕,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营救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七君子”。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以各种方式声援“七君子”。193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起诉“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人京向陈、张诸君(指陈立夫、张冲,此为“中统”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如去注)提出严重抗议,并求迅即具体解决。”
4月12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宜言》指出,救国会领袖“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下,7月30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以“沈钧儒等各被告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赡养”为词,裁定停止羁押,交保释放。7月31日下午,李公朴和沈均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胜利出狱。
1938年10月,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以及姨侄张则孙从重庆出发奔赴延安,11月24日到达。11月28日晚上,毛泽东来到交际处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彼此热烈握手,相互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艺的。
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统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谈及了来延安途中的见闻,还就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认真向毛泽东请教。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最后,毛泽东说:“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画册请毛泽东题字。这画册是一部装裱精致的纪念册,叫《丁丑书画集》,又叫《长城集》。集子首页是张曼筠1937年春绘的一幅长城画,当时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都为“长城画”题了词。
毛泽东在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一一《清平乐.六盘山)。
以下为如去注:
《清平乐·六盘山》是主席1935年10月所写的一首词,是主席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抒发了“长缨在手”定当“缚住苍龙”的革命豪情。全文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其中“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句,人们常有误解。1935年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并且把矛头伸向中国的长城一带,企图侵略华北。
面对日军的精良武器,中华儿女的伤亡也是惨重的,但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战斗在长城内外。因而,这里的“长城”其实代表了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最前线。“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一句诗,其实是:中华好男儿,就应该战斗在保卫祖国的第一线!
“不到长城非好汉”和体力无关,并不是说体力够强、能登上过长城就是好汉。
如去注毕。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次日身亡。
7月1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表示悼唁:“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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