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见艺评丨在月光与人间之间——评汤红辉诗集《月光流过人间》

在月光与人间之间

——评汤红辉诗集《月光流过人间》

文 见艺

在当代诗坛喧嚣与沉寂交织的语境中，汤红辉的诗集《月光流过人间》如一泓清泉，以“在场性”的诗学追求，在远方、故乡与人间三个维度间构建起一座精神的桥梁。这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诗集，不仅收录了诗人百余首精选作品，更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与生命体验，为新诗创作提供了“在场性”与“人民性”的鲜活范本。

从“想象”到“在场”的跨越

汤红辉的诗歌打破了传统远方书写的浪漫化窠臼。在《天门山》中，诗人以“请允许我把腰再高挺一尺/请允许我把头再低下三分”的悖论式表达，将身体姿态转化为精神高度的隐喻——挺拔的腰杆是风景的自豪，低垂的头颅是对自然的敬畏。这种“在场”的体验，使远方不再是海子笔下“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的虚无想象，而是通过身体与风景的碰撞，生发出真实的情感浓度。

在异域书写中，诗人同样践行着“在场”原则。《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有个马丁·路德·金雕像》通过三个递进场景：与白宫麻雀对话、凝视梵高自画像、聚焦湖南匠人雕刻的雕像，将个体体验与历史记忆、文化身份交织，最终落在“他乡即故乡”的哲学思考上。这种书写策略，使诗歌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媒介，而非简单的风景速写。

从“逃离”到“治愈”的精神回乡

汤红辉的故乡书写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湘楚大地，又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原乡。在《沩山印象》中，诗人将故乡喻为“偏方”，宣称其“包治百病，也给人力量”，这种朴素的比喻背后，是对现代性漂泊的深刻反思。当城市生活带来精神创伤时，故乡的稻田、炊烟、老井便成为治愈的良药。

橘树意象的反复出现，构建起诗人与故乡的隐喻关系。《橘子花开》中，“陡岭路的橘子花开了/渣土车来来往往/厚重的尾气压住一条街的花香”，橘树从乡村移植到城市，既象征着游子的迁徙，也暗示着文化根脉的断裂与重生。而《橘子苦涩》将橘果与屈原的“瘦削长脸”并置，使个体命运与楚文化精神产生跨时空呼应，赋予故乡书写以历史纵深感。

从“观察”到“共情”的诗学转向

汤红辉的诗歌始终贯穿着一种“慈悲精神”，这既源于禅宗思想的影响，也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经验密切相关。在《高空渔民》《洲岛上的老渔民》等作品中，诗人以纪实笔法呈现长江禁渔后渔民的转型困境，精确的数字统计与诗性表达相结合，使私人化的慈悲升华为时代关怀。这种“人间关怀”在《病房里的父亲就像我八岁的女儿》中达到极致：七旬老父絮叨医药单的场景，被诗人转化为“八岁女儿”的纯真形象，通过角色置换消解了生死离别的沉重，展现出慈悲精神的治愈力量。

雪意象的反复运用，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禅意与慈悲。《九尾冲的雪》中，“我怕一走出去踩化了雪/就会露出人间的沧桑”，将雪视为掩盖人间苦难的庇护所；《听雪》则通过“把世界听成一座庙宇”的通感修辞，使雪成为净化心灵的媒介。这种对“瞬间永恒”的捕捉，使诗歌具有了超越现实的哲学维度。

从“记录”到“创造”的美学实践

汤红辉的“在场性”诗学包含三个层面：地理空间的在场、情感体验的在场、文化记忆的在场。在《静坐塔克西拉古城》中，诗人通过“神鸟低飞”“梵音缥缈”等意象，将巴基斯坦古城的战火与千年佛性并置，使地理空间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在《黄姚三日》中，“踩过青石板”“屋顶听风”“斜阳就酒”等动作描写，则通过身体在场激活了旅游景点的文化生命力。

这种诗学实践，使汤红辉的诗歌既具有新闻报道的现场感，又保持着诗歌的抒情特质。正如他在《过鹿坪》中所写：“一定有一只鹿穿过白日清风/农人正挥锄铲土撒下第一粒种子”，通过“鹿”的意象将自然景象与农耕文明勾连，使瞬间体验升华为文化记忆。

《月光流过人间》的出版，不仅是对汤红辉二十年诗歌创作的总结，更是对新诗“在场性”与“人民性”的一次成功探索。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城市化与乡村情结交织的当下，汤红辉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存姿态：既保持对远方的好奇与探索，又珍视故乡的文化根脉；既以慈悲之心观照人间苦难，又以在场精神记录时代变迁。当月光流过人间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诗意的光芒，更是一个诗人对生命、对土地、对时代的深刻思考与真诚表达。

《月光流过人间》作者简介

汤红辉：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诗歌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联委员，湖南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曾参与策划执行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中国（永州）山水散文节。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潮》《绿风》《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林》《诗歌月刊》《芙蓉》《湖南文学》《湘江文艺》《鸭绿江》等文学期刊和多种诗歌选本,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传播。获“屈原杯”全国诗歌奖、长淮诗歌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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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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