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 | 希腊人、罗马人从未尝试组成一个民族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习惯和品味差异巨大，以至于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彼此憎恶。出于自己也许都意识不到的偏见与嫉妒之心，罗马作家们向我们描述的帝国前几个世纪中希腊人生活状态的图景其实是严重扭曲的。他们没有留意到，亚洲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与希腊本土居民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追求地主恬静生活或从事商业与农业的欧洲希腊臣民们在带有偏见的罗马人看来不值一提。事实上，身为希腊人的琉善曾将雅典宁静、体面的生活同罗马疯狂、奢侈的生活放在一起对比。但在罗马人眼中，行省居民的地位比农奴高不了多少，而商人们不过是一群被宽容对待的骗子而已。他们对希腊人性格的印象来自那些冒险家的举止——他们从帝国东部富裕、腐化的城市涌入罗马城来碰运气；这些人由于追求时尚与品味而得到了富有的罗马贵族们的厚爱。 这些希腊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文人和哲学、修辞学、语法、数学与音乐教师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聘为私人教师，连罗马贵族们也对这个群体另眼看待，因为他们跟自己的家族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然而，住在罗马城中的大多希腊人的工作是为首都提供公共与私人娱乐。我们看到他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从剧场总管到经常以身试法的诈骗犯。拉丁作家提供的证据也许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罗马城居民对希腊人的印象，他们对住在首都的希腊人的形象刻画也并未失真。

然而，在谈到希腊人时，罗马人的口吻反映的往往只是傲慢的帝国贵族对一切异邦人的态度，即便那些希腊人跟他们私交甚笃。罗马人将希腊人同帝国东部的大批异邦人混为一谈，希腊人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希腊语乃是来自东方的所有异邦人使用的日常交流媒介。来自叙利亚、埃及和巴比伦的术士、巫师和占星者自然在交往圈子与社会风评方面跟希腊的冒险家难以分开。他们共同塑造了卑鄙可耻的希腊人形象，该形象起初指罗马城内的亡命之徒，后来不公地泛指整个希腊民族。我们几乎无须论证，当时在罗马城中流传的希腊文学其实跟希腊人的民族情感毫无干系。对于希腊人自身而言，治学是他们中间成功的教师们光荣、高薪的工作。但在罗马上层阶级看来，希腊文学不过是一种精神装饰品，只是有钱人的嗜好而已。正是因为对希腊和希腊人知之甚少，朱文纳尔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断定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希腊人生性喜欢撒谎，整部希腊史充满编造色彩的结论。但想要回应那位罗马讽刺诗人所说的“希腊骗子”（Graecia mendax），我们也可以引述琉善更巧妙的批评：罗马人一辈子里只会讲一次真话，那就是在他们立遗嘱的时候。

面对罗马人的指责，希腊人报以更强烈的（但并非更合理的）轻视。当两个民族最初遭遇之际，罗马人当然远不如希腊人那么开化，尽管他们在美德和勇气等方面胜出许多。罗马人承认自己的劣势，并欣然接受那个无力在军事上抵抗自己的民族的教导。关于这种恩惠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罗马人的感恩将希腊人的虚荣心刺激到了高涨的程度，以至于被征服者从未意识到，他们的主人最终在文学才能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希腊人似乎一直没有想到，在后来的世代和遥远的民族那里，一些罗马作家已同他们的古典作家并驾齐驱。生活在塔西佗与朱文纳尔时代的修辞学家从未想过，那些作家的原创性才能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也没有任何文学评论家劝说他们相信，在完美融合了社交的文雅和冷静的智慧后，贺拉斯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越了希腊诗人。

关于希腊人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作为罗马行省居民的希腊人在政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抱有怎样的观念。公元1世纪名满希腊世界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图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访问士麦那时，有人邀请他出席泛爱奥尼亚议事会（the Panionian Assembly）。在阅读议事会法案时，他注意到文件签署者使用了罗马名字，于是马上写信给议事会代表，谴责了他们的“野蛮”行径。阿波罗尼乌斯责备他们放弃了祖先的姓名，弃用了英雄与立法者的名字，自称卢库鲁斯（Lucullus）和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当我们想到这一义正词严的责难来自卡帕多西亚境内的图亚纳人，针对的则是血统已不复纯正的亚洲希腊人时，会将之视为希腊民族虚荣心塑造的幻觉的有趣案例。

罗马人从未热烈崇拜过希腊艺术，尽管希腊的每个阶层都为之心醉神迷。当然，征服者的民族自豪感和个人虚荣心往往会促使他们觊觎那些最著名的艺术品，将那些名气最大的珍品运往罗马城。作为商品，他们获取的那些绘画与雕塑已足以满足罗马人的品味。这一点着实是希腊人的幸运。毫无疑问，倘若罗马人像他们孜孜不倦地追逐财富那样嗜好艺术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运用征服者的权利，把作为希腊诸城邦公共财产的所有艺术品运回罗马共和国。恰恰是因为掠夺艺术品对于满足征服者的贪欲而言微不足道，希腊才在金银遭到劫掠之际保有她的雕塑与绘画。两个民族的巨大性格差异充分反映在这个例子中：在征服了叙拉古与科林斯之后，许多著名元老对马塞卢斯和穆米乌斯带回的希腊艺术品满是厌恶之情。这种厌恶无疑在保护希腊艺术宝库（那是希腊人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免遭浩劫方面发挥了作用。西塞罗说，没有哪座希腊城市会赞成变卖一幅绘画、一座雕塑或一件其他的艺术品；与此相反，所有城市都随时准备着充当艺术品的买主。帕伽马的居民阻挠了尼禄钦差阿克拉图斯（Acratus）的企图，后者想从亚洲各城市中抢走最著名的艺术品。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罗得岛城邦与元首奥古斯都的举止，就能清晰看出两个民族对艺术的不同态度。当罗得岛居民遭到“攻城略地者”德米特里乌斯围困时，他们仍然拒绝毁掉树立在广场上的德米特里乌斯本人及其父亲的雕像。但在奥古斯都征服埃及之际，他下令毁掉了安东尼在当地的所有雕像。不过，出于跟自己贵族地位不大契合的小家子气，他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一千塔兰同的贿赂，放过了克莉奥帕特拉的雕像。希腊人对艺术的崇拜甚至胜过罗马人对复仇的热衷。那些将所在行省搜刮殆尽的罗马行省总督也会掠走艺术品，对艺术品的搜刮始终被视为赤裸裸的劫掠行径。在这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福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维勒斯和披索也是世人眼中最恶劣的罗马官吏。

诚然，苏拉从阿拉尔科麦尼人（Alalcomenae）的神庙中抢走了密涅瓦的象牙雕像，奥古斯都则劫掠了特吉亚（Tegea）宏伟神庙中的雕像，目的是惩罚该城市支持安东尼一派，但这些十分罕见的特例恰恰表明，罗马人在行使他们的征服者权利时其实相当宽容。否则，史书记载的那些例外将会是他们容许哪些著名雕塑继续留在希腊，而非他们将哪座雕塑运到了罗马。当卡里古拉和尼禄恣意妄为地统治着地中海世界时，他们曾下令将许多著名艺术品运往罗马城。其中，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举世闻名的小爱神（Cupid）像被搬运了两次。克劳狄乌斯曾将它还给了特斯皮埃，它在二度被尼禄运走时毁于火灾。罗马城的大火毁掉了不可胜计的艺术珍品，尼禄为了装饰首都、补偿损失从德尔斐运来了五百座铜像，并下令大肆劫掠希腊和小亚细亚。此后，类似抢劫行为的记载少之又少，那是哈德良及之后两位继任者不大可能容许的行为。波桑尼阿斯在其希腊之行中对众多的著名古代艺术品如数家珍，从这点来看，即便十分古老的建筑也并未遭到大规模破坏。在康茂德的统治时代之后，罗马元首们便很少关注艺术了。建筑材料的高昂价值有时会导致古代艺术品遭到损毁，除此之外，它们往往能够原封不动地矗立在原地，直到周遭的建筑化为尘土。在波桑尼阿斯时代至哥特人首次入侵希腊的近百年间，有人居住的城市里的神庙和公共建筑在总体面貌上跟罗马军团第一次开进希腊时相比并无多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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