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杨家岭

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在延安城北2.5公里的杨家岭。

这里是明朝工部尚书杨兆祖的祠堂，杨家祖宗葬于此，名称杨家陵。中共中央驻此后，1939年改名杨家岭。这里两面环有高山，中间是一条小沟，是个很隐蔽的地方。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先后建成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石窑洞14孔、接口石窑洞19孔、瓦房100余间，并在山腰挖土窑洞100余孔。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政治研究室、财经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居住在杨家岭。

毛泽东于1938年11月至1943年初在杨家岭居住，院内有3孔接口石窑，作为办公室和寝室。毛泽东在杨家岭写了许多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有《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40篇。

1940年底，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从前线回来，将去党校学习的部分干部。对他们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这里还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就是在杨家岭住室写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主席以身作则，和干部战士一样吃小米饭，一样穿粗布衣，他穿的衣服，常补有大块的补丁。

1946年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的14孔石窑洞门前一棵树下，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面对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形势，毛泽东在谈话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本质，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的后面，开垦了一小块地，作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生产基地。他亲自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种有各种蔬菜，经常拿来让中央其他领导人和边区劳动模范尝鲜。

朱德于1940年5月至1941年春在杨家岭居住，院内有接口石窑4孔，作为办公室和住室。他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延安整风、边区大生产运动，并亲赴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刘少奇于1942年底与1944年10月在杨家岭居住，在延安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以此为题在马列学院做了讲演。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干部必读文件。

周恩来于1943年7月至1944年11月初在杨家岭居住。院内有接口窑洞3孔。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与邓颖超从重庆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于8月2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和中央委员200多人出席了晚会。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审查干部工作，周恩来纠正了康生背着中央另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冤假错案。1944年11月，周恩来离开延安再次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于1939年开始修建，坐落在杨家岭南侧山根下，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协助修建，民工就地打石头、运砖瓦和石灰，于1942年竣工落成。大礼堂分正厅、舞厅、休息室三部分。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大礼堂接见和招待了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向代表们做了《组织起来》重要讲话。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的全体干部，教育大家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松树有原则性，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挺拔的；一种是柳树的本领，柳树有灵活性，插到哪里都能活。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中央大礼堂舞厅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兼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为朱德总司令举行60寿辰的祝寿活动。

中央大礼堂在1947年3月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所破坏，延安光复后照原样修复。现在仍保持七大会场的情景。主席台上面书有环形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上有6面党旗，正中有毛泽东、朱德侧面画像各一幅。礼堂大厅两面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礼堂后面的标语是“同心同德”。大厅两边挂有24面党旗，代表党从成立已度过了24年历程。三角木座是英文“V”，表示胜利。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39年秋开始修建。1941年建成。为中央办公厅三层办公楼。楼的造型像飞机，人们通常也叫“飞机楼”。第一层西边的大房子是会议室，也是中央首长的饭厅。东边的大房子原是中央作战研究室，后为中央图书馆。中间的房子是党总支办公室和党委政策研究室。第二层是办公室，一间大房子是厅务会议室。第三层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在这里讨论通过了许多重要议题。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央办公楼一楼饭厅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90多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大的会议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5月2日下午，毛泽东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第二次是5月8日，进行大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到大会听取大家的发言；第三次是5月23日下午，大会讨论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办公厅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这天毛泽东兴趣很浓，一直讲到深夜才结束。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20多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战火一触即发。

毛泽东认为，延安山大沟深，既可以隐蔽藏身，又便于运动，可以牵制敌人的主力部队并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能有力地支援全国的其他各个战场。为了促使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进攻延安，为了给蒋介石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在延安，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大张旗鼓给徐特立过七十大寿，并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地的电台、报纸发布了这一消息。这个消息果然吸引了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在延安，最后下定决心让胡宗南向延安发动了进攻。这一妙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调动了敌人的兵力，从而牵制住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地的解放战争。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部34个整编旅共25万人侵犯延安。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胡宗南疯狂叫嚣：“三天攻下延安城，一个月解决陕北问题。”

3月10日，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在洛川、宜川集结完毕。13日，向延安发起攻击。国民党空军出动94架次轰炸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狂轰滥炸，第一天就投弹59吨。彭德怀调新四旅十六团守卫延安机场。胡宗南部12个旅8万余人向西北野战兵团发起冲击。边区教导旅、警备7团5000余人在宽50多公里的阵地上抗击敌人。延属军分区民兵和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开展游击战。

当日，中央机关和边区的机关、学校、群众转移撤出延安。

当日傍晚，延安城内已经响起枪炮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容地撤出杨家岭，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3月26日，毛、朱、刘、周、任等在任家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决定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一部分过黄河到华北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留在陕北。

毛泽东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他说，中央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总司令朱德跟政治部主任（指刘少奇）搭配，我跟参谋长（指周恩来）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

毛泽东向中央机关和总部工作人员宣布中央划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决定，并与大家商定前委和总部主要领导成员的代号：中共中央（即前委）——亚洲部，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胡必成，任弼时——史林，陆定一——郑位。下午，中央领导人毛、朱、刘、任等乘汽车离开枣林则沟到绥德田庄。到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告别，前往河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骑马西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成为“马背中央”。

转载自：传记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