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的“大跃进”

郭建龙：1400年前的“大跃进”

1

面目可疑的“开皇盛世”

公元597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历史在汉文帝之后，再度迎来了一次“天下免税”。

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朝廷财政收入覆盖了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在史学界，这被认为是隋朝鼎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许多人把功劳推给了隋文帝。

然而，隋文帝开创的“盛世”大有可疑。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抵达太平盛世，往往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汉初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40年的时间；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治理上的调整，在经济上仍然带有萧条的迹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现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开元盛世则是在建国100年之后了；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也用了五六十年。

只有隋朝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北周灭北齐只有21年，距隋代北周只有17年，距隋灭西梁只有11年，距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9年时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的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就在战争结束的9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很让人意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叛乱中分崩离析。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仅仅存在了37年。如果从公元597年“天下免税”算起，短短21年就从“全盛”走向了覆灭。

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千余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他们除了将满腹的恶评丢给隋炀帝，把他说得十恶不赦之外，找不到别的理由。

然而，如果从帝国财政的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文帝时期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导演了一场类似于后世“大跃进”的运动。这场运动帮助隋文帝建立了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经济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地抽取到了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

所以，本文开头描述的繁荣景象是虚假的，政府财政充盈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富足。

2

高效征税始于严查户籍

在三国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依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

这时，司马懿上奏说：不能这么干；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户籍控制网络，很多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魏国不仅不应该严查户籍，反而应该宽容，允许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区域。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减轻集权政府的危害性。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那样就无法征税，导致“国用”不足；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一旦太明白了，在集权体制下征税必然过度，导致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就属于户籍和土地统计比较混乱的一类，政府税收损失最多时，按照户口缴纳的租调竟然比实际情况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并不登记。[1] 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裁剪公职人员编制。

北周则执行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政策，并且设立了战斗力更强的府兵制，令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然而北周将政权传给隋文帝时，这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却建立了比北周更为严格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民间经济完全暴露在了政府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治理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已经积累了太多的弊端，政府收税相当困难。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更改年龄，青年壮年纷纷成了小孩和老头，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一个一个对着相貌来核实年龄，发现有造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都要被发配边关。[2]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原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上百号人，这些人加起来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趁严查户籍之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运动，政府从民间获得了44万3000户的新税源。

山东地区重新清理户籍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皇帝的态度立即让一些大臣嗅到了方向，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高颎的建议下，一套比北周更加严苛的户籍制度建立了起来，政府统一制定税收户籍册发给各个州县，而各州县的户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五日，各地都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经过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户籍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朝廷几乎掌控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

3

浮夸四倍的耕地面积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旦统治者过于重视数字，必然会引起官员的迎合与浮夸。在隋文帝两面红旗的号召下，户籍和土地的数据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严重。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19.4亿亩。[3] 这个数字放在隋代，可能人们不会感觉到异常，但如果放在现代，就会发现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隋代的一亩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约30厘米，计算下来，当时的一亩约略高于现代的1.1亩，19.4亿亩可以换算成现代的21.3亿亩。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足20.3亿亩。[4] 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还大，而隋代的统治疆域比现在小很多，这怎么可能？

而事实是，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大约在5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隋文帝的土地普查结论已经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而夸大之后的数据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民间的负担猛然加重。

4

饿殍遍野与粮谷满仓

隋文帝建立的严格的户籍制度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财政收入。

隋代初期，各地的灾荒频发。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土地不够，还经常遭遇旱灾，而在中原地区则经常有水涝灾害。

隋文帝虽然个人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在他当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寿宫，开挖了一条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河。这三大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炀帝之所以也热衷于建设宏伟工程，灵感就来自于他父亲的三大工程。

在建设仁寿宫时，开山填谷，工期紧迫，大批的劳工死去，被扔到坑里盖上土石了事。宫殿建成后，文帝来视察新建的宫殿时，在路的两旁就堆满了死尸，由于临时无法处理，监工的大臣杨素只能临时命人将尸体烧掉。[5]

但即使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在高效的征税机构运作下，隋文帝的仓库仍然是满满当当。皇帝仿佛有发不完的钱，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优厚，对出征南陈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发放的布帛达到300多万段。但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时，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6]

真实的答案是：由于制度过于高效，皇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民间抽取了过度的税收。但是没有人这么回答，只是敷衍了事。

在全国各地，政府建造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于税收的转运或者储存，如卫州的黎阳仓，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等等。这些大型仓库无不填满，即便在各地灾难频发的时期也都没有空虚过。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朝一代民穷国富的现象始终没有改变，经常一边是自然灾害频发，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充盈的错误信号，隋文帝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这个错误信号直接误导了隋炀帝的所作所为，他误以为帝国有充足的财力可用于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

5

隋文帝留给儿子的“宝贵”遗产

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7] 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觐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高峰时期，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是：户数890万户，人口4602万人。[8]

日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如果从官方统计看，贯穿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不过300万户而已，[9] 相当于隋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人口和户籍才接近隋炀帝时期的数据。

在隋炀帝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也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条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一条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另一条是从黄河北达涿郡（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更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朝，对于通济渠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高峰，成为了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

在公元609年，隋帝国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茂盛的人口，富足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帝国深处正在响起被沉重税负压碎的声音。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的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征税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粮食，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同样是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让人感到心惊。在这一年，天下的耕地达到了55.85亿亩。[10] 在文帝时期，19.4亿亩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田地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10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但在短期，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兵马在西征过程中损失惨重，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下一年，庞大的军队集结后向高丽进发。在大军的背后，帝国腹心地区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行将崩溃的声音终于从地底深处传了上来。

隋炀帝远征的失败，灾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从隋文帝时期起建立的高效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隋帝国随即进入了混乱时期。

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帝国是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一切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珪评价隋朝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11] 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作为货币使用的帛匹和粮食。

与府库堆积如山对应的是饿殍遍地。叛乱者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地等待着饥民前来领取。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将帛用来当柴烧。

随着隋代的统一与和平，社会的生产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财富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随即被束之高阁，或者被挥霍掉了。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政府高效征税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

隋代的“大跃进”没有引起后世的足够警惕。一千多年后，历史重演了隋代的一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