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降清明军半年无饷士兵逃散清廷为何不发？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一年也是清顺治元年，刚刚投降清朝的明朝最后一任大同总兵官姜瓖向清朝的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启本。这封启本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两个字：缺钱，如果要是三个字，那就是：缺军饷。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铁头盔。

到1644年的5月份，刚刚投降清朝的前明边军协助清朝军队将山西北部的大顺军全部肃清。姜瓖称在被其杀害的大顺军将领过天星张天锡的衙门中搜出了价值四万两白银的财物，又在大同府所属的城市中得到了价值两万五千一百两七分白银的财物，总计六万余两，然后姜瓖又将所得诸如布匹绢帛这样勉强值一点钱的杂物进行变卖，又得了九千五百三十两白银，而他自己又自掏腰包变卖家产，所以才又能支付了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四两二钱的白银。

明代边军。

姜瓖姜大总兵这么可劲儿地四处收集财物，甚至连自己家都不放过，这是为了干啥呢？那自然就是为了给随他一起投降清朝的军队发军饷。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大同镇）况罹寇氛（指大顺军攻克山西全省）蹂躏，劫掠无遗，人不聊生，日不暇给，非藉月饷按期给发，将何以果枵腹而固军心，壮声灵而资驱剿乎？且山西诸处，举目荒凉，而恢复一处，即需一处之饷，以起菜色，以安地方”这里的道理就很实在了，刚刚投降清朝的明朝军队确实就需要军饷来稳定军心。

明代的边军。

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份，大同的降清明军的境况依旧相当抽象，宣大总督吴孳昌说“无奈宣、云两镇，自挑随英王西征去后，搜括无遗，虽兵数尚存，而半载绝饷，鹄面鹑衣，形同豺鬼。今隆冬枵腹，各营之逃故日闻，即余生尚不可保，又安责其荷戈剿御耶。且云镇马匹全无，跌卒踉跄，岂堪调遣”姜瓖的启本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份，过了将近七个月之后，除了英王（阿济格）挑走了大量的精锐这一变化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士兵的生活状态甚至更差，士兵半年没有得到军饷，战斗所必需的马匹也不充足，到了冬天这些投降清朝的明军士兵是吃不饱穿不暖，各营的逃兵接连不断。

明清时期的玉器。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七月份，姜瓖还上过事本，请求清廷中央给大同方面的绿营汉军发军饷、发粮食，他还提到天启年间大同镇还有大约10万人，而到他上任的时候，大同各地的明朝军队加起来也就是7万人。而明朝的时候大同各地的月饷需要从北京运来的白银43万两，民间运输来的钱粮62万两，到顺治元年年末的这个时候，就都没了。

明代的银锭。

所以说在7个月的时间之内，大同镇的清军所得到的唯一补充估计也就是五月份姜瓖在各地收集或者缴获的官私财物以及他本人的家产，价值将将够10万两白银，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而也正如姜瓖所说这点钱也就能够负担大同镇军队一个月的粮食，还有在攻打李自成时有功士兵将领的赏赐。

清代的银锭。

所以，也可见投清明军实际的待遇水平。当然了，清廷自己在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发出军饷，因为清政府的收入是要靠各地税收的，清朝朝廷自己是没法变出来钱和粮食的。

明代的玉器。

比如顺治元年七月“顺天巡按柳寅东陈民间疾苦二事：一驿递累民近畿为最，法莫善于按地派银，召募给养，莫不善于按地派差，贫富俱困，请速议征银召募，俾小民得以息肩；一解京钱粮头绪纷杂，扰累滋多，有一县正额三千余两而起解分四十余项者，有一项钱粮止一两六七钱，而解费至二三十两者。请总计各款分四季解府，汇解户部，俾免赔累下户兵二部酌议”这里重点在于第二条，就是说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这个时间点清朝控制区之内，一个县要交的正税有3000两白银，而这3000两银子可能会分为40余项，有些 实 物可能只价值白银一两六七钱，结果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的时候，这一两多银子的东西的运费就达到了惊人的二三十两白银。可见清朝早期税务方面的乱象，而且要注意，这个时期无论是近畿地区人民所服之劳役，还是做征收之钱款或者是实物，这些都是给在京城的清廷的，也就是说清政府自身的运转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钱粮。

清代的白银。

然后再看清廷入关之初几年的有关盐方面的税务“（顺治元年）盐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引，盐课银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有奇，铸钱七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九百有奇”清廷得利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白银。

明代的边军。

“（顺治二年）行盐一百七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征课银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两六钱有奇，铸钱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有奇”这是在消灭弘光政权以及李自成的大顺永昌政权之后，清廷在盐课银这一方面得利56万两白银。

清代的白银。

“（顺治三年）盐三百三十二万八千七十一引，盐课银一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一两一钱五分有奇，铸钱六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文有奇”顺治三年，清廷在盐课银方面的得利也不过151万两白银。

清朝军队。

这些征收上来的银子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被充作清政府的军费。

那么有关土地和农业的税款呢？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清廷早期的控制区实际上都是崇祯年间的战乱区，生产遭遇了极大的破坏，其税收水平根本就不可能达到万历年间那样的水平，就比如顺治二年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傥不计口核实，一概征税名为免三分之一实以一二亩之地而纳五六亩之粮，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逃丁累见，丁是有蠲之名，无蠲之实，祈将见在熟地或免一或免，并其抛荒之地不论有主无主尽行蠲免，俾民受实惠，而后民志固，民生遂矣”这景象就很吓人了，在顺治元年的山东清朝控制区的有些地区一户之内只剩下一两个人，十亩田只有一二亩有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对自耕农进行正常的钱粮征收。

铜钱。

而哪怕到了顺治中后期，清廷的“钱袋子”也是原明朝统治之下的类似南直隶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兵部尚书韩岱所说“此等地方（指长江沿岸以及沿海地区）商户密集，地方殷实。贼（指明军）掠一县，可得数月之饷。江南乃皇上财赋所出之地，粮盐船只均来往于此。江南安则天下谧，江南危则天下殆。不待臣言，皇上自有鸿漠”这里就不翻译了，用词是比较夸张的，但也确实反映了清廷军费主要来源地在江南地区这一事实。

中国古代的铜钱。

这可是顺治中期，清朝控制了原明朝统治之下的绝大多数的城市和乡村，其税款和征收的粮食那肯定也就更多了，结果，清廷最重要的钱袋子依旧在东南沿海。更不要说顺治元年，这个时候清朝所控制的省份要么是原后金政权的控制区，要么是被明末农民战争波及到的省份，这些地方受到战争影响很大，是不可能完成正常的税款和粮食征收的。所以说，在1644年出现像姜瓖这样的投降清朝的原明朝高级将领不得不为自己的部下自掏腰包支付军饷的怪象，这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