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有反清复明机会吗？清廷胜利并非必然！

写了这么长时间的南明历史，我相信可能会有人和我得出一样的结论：南明王朝是有机会完成反清复明收复失地的任务的，清王朝的胜利绝非必然，满洲八旗兵虽然厉害，但这并不代表清廷可以靠着一支战斗力在当时名列前茅的军队将南明政权彻底赶下历史舞台。

明军铁头盔。

因为军队是士兵组成的，士兵是要吃饭的，打仗是要穿盔甲，骑马，拿武器的，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汉兵都是需要军饷和粮食的，而这些需要花费的钱都得由清廷自己出，而清廷的钱自然就来自于其统治区内征收的土地和人丁的税，盐税还有关税，以及各种加征的粮食和银子，而日益沉重的负担必将引起清朝统治区之内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清朝手中的武装力量将不得不忙于去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清运动。

身穿棉甲的明军步兵。

换句话说，这就是多线作战之下的恶性循环。大明崇祯朝廷统治了十七年，辽东有后金（清）政权，关内则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连年不绝的战争沉重打击了崇祯朝廷的政权组织度以及大明朝那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在全国的统治宣告崩溃。

清代玉璧。

崇祯朝廷能崩溃，继承起烂摊子的顺治朝廷也不会突然开窍，想到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既能征收到足够的粮食和银子，又能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再加上明末清初某些人尽皆知的问题，顺治朝廷虽然说拥有比崇祯朝廷更强悍的武力，但其没有理由不重蹈覆辙。

头裹红巾的明军步兵。

可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出来缓和一下矛盾，开始用一个比较正常的思路去运营清朝统治区内的原明朝的地方政府；布政司、巡抚、府、州、县，那对于南明政权来说，问题就要来了。

明军步兵。

在两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之间的乱世中，一些体量相对较小的割据政权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灭亡成为时间问题，那就只有主动出击，就比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体量最小，可用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最少的一个，所以说诸葛亮和姜维很清楚，蜀汉如果想存活下去，那就必须尽可能地主动对曹魏政权的控制区进行扩张，一方面获得更多的资源，一方面也削弱敌人的实力。

明军步兵。

南明政权也是如此，但是组织度更加混乱的南明政权如果想向清统治区扩张，那就必须在清朝统治区相当糜烂的情况之下加快时间夺回更多的城市，夺回更多的土地。正如上文所说，如果真的有人开始用心运营这些曾经的明朝地方政府机构，那南明政权的希望也就十分渺茫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南明王朝并不是倒在清军的铁蹄之下，而是毁于那些曾经效忠于自己的“名臣”和“英才”们之手。

清军步兵。

就比如洪承畴。虽然说洪承畴洪大人在南京的时候被忠臣义士们多次贴脸开大，导致颜面无存，但是王之仁、夏完淳、黄道周们还是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在他们犀利言辞之下语塞的老头会给自己效忠的朝廷带来多大的危害。

当然了这里的“危害”是指南明政权统治阶层本身而言。

玉器。

1653年5月，洪承畴就任清朝的五省经略，总督对南明政权的战事。此时洪承畴对面的敌人是夔东十三家的南明军头和永历政权的三位顶梁柱。

玉器。

洪承畴在几个月之后说了一下前线的形势：湖南的辰州、沅州、靖州被永历政权的正规军占据，宝庆府城的新化县、城步县虽然理论上听命于清朝，但是形势还是比较危急的。湖南永州府管辖的地界、桂东县城、桂阳县城以及江西的袁州吉安等地地形复杂，形势也更加复杂，常德、衡州、澧州、长沙这四个府城管辖的区域事实上也不稳定。

明代的军刀。

再说湖北，表面上看湖北被清朝控制了，但实际上远远没有到实际控制的地步。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四府形势相对稳定，郧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辖境地势复杂，郝永忠、袁宗第、刘体纯等原先的大顺军将领占据山寨，坚持抗清，就比如羊角寨。郧县、郧西、上津三县辖境也遭到明军水师的袭扰；襄阳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县辖境有李来亨、马守应、党守素、塔天宝等南明军队活动，荆州府的归州和巴东、兴山、长阳三县辖境有王光泰、王昌部明军以及姚黄十三家军活动。四川夔州府城辖境有南明将领谭诣为首的“三谭”势力，其活动范围包括彝陵、鄂都、远安、松滋、枝江这五州县地方。

明代的钢剑。

咱们可以翻开地图来看一看，不难发现清廷在湖广真的能稳定控制的地区也就只有东北部，像湖北的其他城市虽然理论上在清朝的控制之下，但事实上仍是拉锯状态，或者是清廷只控制着城墙内的人口和土地。清朝的驻军虽然战斗力远比明军强，但是人数少，而且驻扎点过于分散。

明代的瓷器。

所以洪承畴给出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牢牢把控住长沙这个战略要地，并且将湖广提督（之前兼任武昌总兵）柯永盛所统辖的5000绿旗汉军的驻地调到长沙来，由洪承畴这个经略大臣亲自统率“臣与督臣祖泽远会商，长沙系湖南、北总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即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臣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四应调度，相机进取”而湖广提督柯永盛则带着剩余的人马将防区西移到郧、襄一线压制此地的明军。除此之外洪承畴还“多方设法，无中生有，始将职经略右标总兵及益阳、祁阳新添镇兵，请旨选调补用”但是兵力很明显还是不够用的，而此时湖南的一些军队又进入到广西和南明军队作战，这就让本来就不够用的兵力，愈发捉襟见肘。

明代的火器。

洪承畴的方案是“为今日计，必得职前议湖南、湖北、广西增设官兵俱行齐集，营伍成立，士马养锐，至来岁秋冬之交，方可议兴进剿之师”换句话说就是增兵是必然的，把其他省份的军队都往湖南调，那也不现实，所以目前，洪承畴所能做的也只有稳定战线。

明代的火器。

那怎么稳定战线呢？首先，咱们看之前那些有关清廷在湖广催收军饷粮食的史料就可以知道，湖广作为明末农民战争以及1645年之后明清战争的重要战场，实际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所以洪承畴要做的就是稳定人心，同时组织生产“职两年以来，会同湖广、广西督抚诸臣，同心合力，倡率司道府州县，宣布朝廷厚德，广示招徕，开垦田亩。申约提督镇将，严明纪律，实加钤束。督抚臣又严催司道输饷运粮，接济兵食。地方稍得改观，人心渐有固志”。

银锭。

同时撤掉那些不称职的地方文官武将，比如弹劾郧襄总兵张士元。洪承畴称自己进入湖广之后，并未听闻张士元“如何练兵，如何剿贼”郧、襄一带“履报贼情”明军甚至直接“抢至（郧阳府城）城外叫骂”而张士元本人还自称自己得病了，不仅得病了还“痼病垂危，调理万难痊愈”。洪承畴责问之，如果真的得病了为什么不早说呢？等到上峰问责了，这才说自己得病了。不仅如此，洪承畴还说此人不养兵马，只知娱乐，明军打到城外叫骂，都不敢开城迎战。

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张士元养寇贻害，着解任”。

天津博物馆馆藏白玉麒麟纹玉带板。

洪承畴又在有关湖广藩司官员（承宣布政使司）的选拔事宜上这么说到“惟是湖广寇乱已经多年，大兵征剿不止一次，民人之转运极苦，外省之协济甚艰，今日急务，首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征解无所耗之费，供应免驿骚之苦，然后民可休息，民既休息，而大兵粮草需用紧急，势必官收、官运使备办充裕，起解如期，然后粮前可以不缺”于是他推荐了江西按察司的李长春。当然这里的重点不在于选谁，而在于洪承畴认为这时清廷在湖广地区的要务是稳定人心，而人心之所以不稳在于清廷多次在此用兵，百姓负担沉重，而如果能靠优秀的人才进行统筹管理，减少运输所需花费，进而也就减少了百姓的负担，人心也就到了清朝这一方。

作为体量较小的一方，南明政权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地从清朝控制区之中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使之为己所用，同时也削弱敌方。洪承畴所做的就是稳定人心，减少清廷出兵的花费，组织民众屯田生产，缓解清朝控制区域内日益尖锐的矛盾。

明代的火器。

这实际上就起到了稳固防线的作用使得南明政权如想进军，那就变得更加困难，刘文秀进攻常德时，绿营汉军配合满洲八旗兵作战“今本年四五月内，逆贼（刘文秀部明军）出犯常德，汉兵得随满兵以剿贼，宝庆、衡、永镇将官兵，俱竭心力以堵御”。

这很明显就比之前清廷地方官那种过分关注军事，对民政忽视的态度要强得多。而洪承畴不仅在清朝的民政之上贡献颇多，还为清王朝筹划了三路进攻滇、黔之役，日后南明政权也就是在这三路进攻之下迅速走向灭亡的，所以清朝的成功建立也离不开这些曾经的大明名臣名将。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以南明政权内部的不稳定为基础，那就是从1652年开始直至1655年，南明一方的孙可望和李定国、刘文秀二人之间的激烈冲突，最后到1657年的兵戈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