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传的启思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立百年之际, 有幸参加主题为“新时代沾溉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讨会，获赠《耿淡如先生编年事辑》与《衡史寸言》。研讨会的上半场纪念耿淡如先生逝世50周年，下半场是张广智教授新著发布座谈。回望与咀嚼这对师生之间薪火相传的前尘与甘苦，自然成为研讨会绕不过去的中心议题。

耿淡如（1998—1975），是19世纪末叶出生的中国世界史领域大师级的专家，也是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他在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史、世界中古史与西方史学史等领域均有杰出的成就。三大领域中，其早期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最为卓著，这在《耿淡如先生国际论文集》里有全面的呈现。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他进入复旦大学，研究重心转向世界中古史与西方史学史。世界中古史领域，他在当时全面引进苏联世界史体系的大背景下，仍然默默奉献，基础性工作集中在编译苏联教材与俄文史料上，用其弟子的评价说，虽“无震撼史坛之巨著”，但不应“无视我们前辈创业时的艰辛”（《衡史寸言》31页，下引仅标页码）。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耿淡如将主要精力投入西方史学史领域，对西方史学理论有筚路蓝缕的探赜之功，同时受命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的《外国史学史》。他有意借助这一委托规划了今后的研究路径与学术蓝图，一方面译介西方史学与西方史学史的名著（其成果分别为耿译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与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以期作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文献之基与他山之石；另一方面为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建构框架，藉以创建自具特色的西方史学史学术体系。然而，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他的后一宏图终成虚愿。1965年岁末，他为本科生上了“外国史学史”的最后一课，还对唯一的弟子不乏预见道：“你命里注定要单枪匹马前行了”（36页）。他抱着“毕生之憾”，十年以后辞世，对念兹在兹主持的教材，“非不为也，乃不能也”（35页）。实际上，在与他同一辈或低一辈的史学大家中，这种“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并非个别现象，例如同校同系的世界史名家陈仁炳与王造时等。

《耿淡如先生编年事辑》，贾鹏涛 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编年事辑》为耿氏史学的研究奠下了初基，但仍大有开掘的空间。有学者提出将对他的研究引入思想史的观念，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还认为，在研究耿氏史学时，不能局限于学术本身，还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这样才能更立体、更深刻地把握其取得的业绩与留下的遗憾。

《衡史寸言》以散论、学记与随笔等活泼的文体追忆了这一薪火相传的不平凡历程。翻读之下，如下感思或许值得拈出。

《衡史寸言》，张广智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其一，为学科史研究留下历史的印迹。著者矢志不渝地立足复旦大学，坚守与深耕西方史学史长达一个甲子，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科曲折前行的重要时段，身历亲见了其间的坎坷与荣耀。第一辑《“东方牛津”的踪影》里有诸篇文章逐层推进，抒写了复旦大学历史学、世界史学科，尤其西方史学史专业发展中的见闻与随想。作为西方史学史领域的传薪者，他在教学上接着讲，在科研上接着做，不仅继承前贤衣钵，而且拓展专业内涵，为西方史学史研究注入新活力，书里也都有信实的记录。凡此都为其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细节。

其二，学术沉浮与时代变迁从来是息息相关的。如前所述，耿淡如的业绩与遗憾固然与时世变动休戚与共，著者研究西方史学史的轨辙何尝不是如此。他在1964年由其师招为研究生，既是开门弟子，也无奈地成了关门弟子；研究刚刚起步，却同样被迫中断十年。直到1978年才重返母校，所幸薪火未绝，接续上了学脉。尽管“单枪匹马”，却能抓住改革开放的最佳时期，时不我待地投身研究。我至今记得1982年与他同在西藏民族学院援教时，他孜孜不倦地啃读西文史学名著的情景。他为重振复旦大学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从垦荒、播种到耕耘、收获，前后历时逾20年，从独力奋斗到形成阵容可观的学术方队。世纪之交由他主著的《西方史学史》问世，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也标志着由乃师开创、经其赓续的西方史学史领域的中国学派最终形成，复旦大学也实至名归地跃居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术重镇。回顾这些变化，他孜孜努力的个人因素固然是第一位的，但也不宜忽略时势丕变下学术大环境的转换吧。

其三，对学术始终保持新鲜感与进取心。著者谦虚地自譬为史海拾贝者，却也形象表达出他对史学的执著与痴迷：面对历史的瀚海，满怀一腔好奇心，在海边不断寻觅色泽斑斓的贝壳。他没有躺平在《西方史学史》为他赢得的声誉簿上，而是率领团队先后撰著了六卷本的《西方史学通史》（2012年）与三卷本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2020年）。他不但为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改革指明津逮，还及时观测史海新潮，拾取史学新贝。从书中所收之文，可知他关注过诸多的史学新领域，包括影视史学的前世今生，口述史学的传统、前景、复兴及其现代回响，心理史学的东西方互动与影响，都发表了极富识见的文章。他与时俱进，更新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西方史学，中国眼光”重要命题，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示新方法，开拓新视野。

其四，尝试与执著文史融通的学术风格。与每一个文史研究者相似，著者少年时代也做过文学梦，但命运安排他从爱好文学转向研究史学。可贵的是，他在致敬克利奥女神的同时，并没有忘情缪斯女神，而是将文学笔法与史学严谨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史学论著不仅内容扎实、观点鲜明，而且文笔优美，富有感染力，克服了史学文章枯干乏味的通病。他晚年自称“史事难了，文事渐兴”，而“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既是他的述作横跨文史两界的夫子自道，也是对学术风格的自我提升。近年来，他频频刊出多与史学有关的随笔、散文与书评，数量之多，行文之美，都足以称道。然而，毕竟是史家，写作风格最终还是落脚在学术风格上，即旨在“打造西方史学史论述的中国风格”，为这一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与特色化做出有益的探索。他总结自己的个人风格，具体包括篇章结构上的多种风格、论述语言上的生动性、在标题上的刻意追求、著作序跋的散文体式。尽管历史学者的学术风格可以因人而异，但把史学论著写得晓畅生动，在表述上注重文史交融是不言自明的。

掩卷之余，感悟到《衡史寸言》不啻是其传薪心语，亦不知是耶非耶？

原标题：《薪传的启思》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虞云国